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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军事思想


建军思想

　　创建人民军队的指导思想。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总结中国人民军队建设的丰富经验，系统地阐明了如何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的一系列基本思想。毛泽东建军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军队是国家政权的组成部分，谁要想夺取政权并且巩固它，谁就必须有强大的军队。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基于对这一真理的认识，中国共产党为创建一支人民军队，发动和领导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等多次武装起义。1927年9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就为新型人民军队的建设陆续提出了一些原则和方针，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更进一步地完善和阐明·了这些原则和方针。其中首要的一条就是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原则，坚持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中国人民解放军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始终保持了无产阶级的性质，保持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成为一支区别于一切剥削阶级军队的新型的人民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新型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在这个宗旨下面，中国人民解放军要担负打仗、生产、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实行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和军事民主；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贯彻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政治工作三大原则。在这个宗旨下面，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它要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并且在长期革命战争的实践中，形成了一系列适应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几十年来，这些建军原则和方针，对加强军队建设，统一全军行动，增强内外团结，提高部队战斗力，起了巨大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发生了战略性转变，从在临战状态下建军转移到在和平时期建军的轨道上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服从国家经济建设的前提’下，抓紧时间，有计划、有步骤地加强以现代化为中心的根本建设，提高军政素质，增强在现代战争条件下的自卫能力，，在和平条件下，保卫祖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根本任务，建设祖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重要任务。因此全军除了搞好自身训练、生产和培养军队地方两用人才等工作外，还要搞好军民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活动，参加和完成国家重点工程建设任务，在实践中不断加强军队自身的革命化、现代化和正规化建设。

建军宗旨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建设中必须遵循的根本指导思想。1927年，毛泽东就向参加秋收起义的部队指出，我们是工农群众的武装，要为工农群众打仗。1928年，毛泽东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到：由于废除了雇佣制，又经过政治教育，提高了阶级觉悟，“红军士兵感觉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1929年1月，毛泽东在率领红四军由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途中起草的《红四军司令部报告》中，开宗明义地指出：“红军宗旨，民权革命。”宣传中国红军以帮助工人、农民及一切被压迫阶级得到解放为宗旨。同年12月，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更加明确地规定了红军的宗旨和任务，指明中国红军与白军不同，它“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1945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论联合政府》报告中，对我军的建军宗旨作了系统完整的概括，指出：“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毛泽东在其他有关著作中还对我军的宗旨多次作过深刻的阐述，他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人民解放军本质的表现。军队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它的性质是由其阶级本质决定的，是为维护本阶级的利益，实现本阶级的政治目的服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缔造和领导的无产阶级的新型人民军队，它的无产阶级属性决定了它的性质是为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利益而英勇战斗的武装集团。它来自人民，属于人民，为了人民，时时刻刻同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为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服务。1944年9月，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系列本质特征和具体原则、政策，都是在这一宗旨指导下产生出来的。如，一往无前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的英雄气概；良好的内部和外部团结；正确的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政策；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三大民主和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利用训练和战斗间隙进行生产以减轻人民负担等等，都是这个宗旨的产物和体现。毛泽东还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我军区别于一切旧军队的根本标志。”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为了坚持人民军队的宗旨，保持无产阶级军队的性质，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党中央和毛泽东始终注意以无产阶级思想和党的正确路线对部队进行教育，同军阀主义残余以及农民小生产的保守落后意识，进行反复的思想斗争，以不断克服单纯军事观点、雇佣观点、流寇思想、悲观情绪、个人主义、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一切违背人民军队宗旨的错误倾向，从而使中国人民解放军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同一切剥削阶级的军队从根本上区别开来，始终保持了人民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中国人民解放军自它建立之日起，无论在过去的战争年代还是在今天的和平建设中，都始终不渝地坚持这一宗旨，把它作为全军团结战斗的政治思想基础和行动准则，一直保持了人民军队的本色，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爱戴、拥护和支持，在艰苦卓绝的战斗历程中，从小到大，由弱变强，为中国革命战争胜利和保卫、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伟大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成为人民民主专政国家政权的坚强柱石。

建军原则

　　 建设一支完全新型的人民军队的一系列重要原则，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革命的特点是以武装的革命对付武装的反革命，因此，创建一支完全新型的人民军队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任务。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后，我们党开始进入了创建人民军队的新时期。毛泽东就是以1927年发动秋收起义为起点，开始了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创建和领导人民军队的伟大实践。毛泽东的建军原则，包含有极为丰富的内容。首先是明确了党指挥枪的原则，以确立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早在三湾改编时，毛泽东就主张在部队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他还根据当年北伐战争时的经验，决定将支部建在连上，班、排建党小组，营、团建党委，并且在连以上各级设党代表。毛泽东亲自主持的古田会议决议则明确规定红军必须置于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并从思想认识、组织体制和领导制度上予以落实。在人民军队不断成长壮大的历史上，毛泽东的这一建军原则后来也不断得到了充实和发展。实践证明，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是使我军成为执行革命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的根本保证。其次是规定了人民军队的根本宗旨和任务。毛泽东认为，我军是中国共产党缔造和领导的完全新型的人民军队，因此，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应是它的唯一宗旨。根据这一宗旨，人民军队既是一支战斗队，同时也应是工作队和生产队。这就把军队的命运同人民的命运、军队的发展同人民的根本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保证了我军的无产阶级性质，也使我军和一切旧军队彻底划清了界限。毛泽东的这一建军原则，在世界军事史上是一大创造。再次是毛泽东提出了一整套在军队中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原则。这一原则要求我军始终要把思想政治工作视为生命线，作为人民军队建设中的关键一环。我军自诞生以来，正是由于有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才使我军不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条件下，都能始终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始终具有统一的奋斗目标和高昂的革命斗志，成了一支打不垮、拖不烂、攻必克、战必胜、守必固的英雄军队。此外，毛泽东的建军原则中还包括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完善的政治、军事、经济三大民主，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内容。正是由于有了毛泽东建军原则的指导，我军才能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战胜国内外一切敌人，并发展成为今天这样一支举世瞩目的完全新型的人民军队。今后不管情况如何变化，只要我们永远坚持毛泽东提出的一系列建军原则，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定能经受各种风险和考验，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毛泽东对武装夺取政权思想的形象表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以后，血的教训使我党逐渐认识到武装夺取政权的极端重要性，认识到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中国革命要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武装；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为此，在1927年8月7日召开的“八七会议”上，毛泽东针对党内有人忽视武装斗争的倾向，尖锐地指出：“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八七会议”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开创了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新时期。1938年，张国焘妄图置个人于党之上，把军队看成是个人的工具，对此，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再次重申了无产阶级建立军队和掌握枪杆子的重要性，指出，在中国谁有枪谁就有势，谁枪多谁就势大。处在这样一个环境中的无产阶级政党，应该看清问题的中心。共产党不争个人的兵权，但要争党的兵权，争人民的兵权，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毛泽东指出：“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政党要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人民民主专政，就必须进行暴力革命，就必须建立和领导一支新型的无产阶级军队。无产阶级政党在取得国家政权之后，仍然必须牢牢地掌握一支强大的军队来巩固政权、保卫政权。中国革命的胜利，完全证明了毛泽东这一论断的科学性和正确性。

工农武装割据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毛泽东把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者紧密结合起来，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主要内容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土地革命为基本内容，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战略阵地，夺取革命的胜利。毛泽东创建的井冈山根据地在实践上为中国革命开辟了正确道路。由于斗争的异常艰苦，党内和红军内有少数人提出了“红旗到底打到多久”，怀疑红色政权的存在和发展，并在实践上以“流动游击”代替“工农武装割据”。客观形势要求在理论上给以回答。1928年10月和11月毛泽东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深刻分析了牛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特点，总结了井冈山斗争的经验，从理论上系统分析和论证了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发展的原因和条件。毛泽东指出，一国之内，在四周的白色政权包围之中，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区域为什么能够长期存在呢?首先，是由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性以及白色政权之间的战争和买办豪绅阶级之间的分裂决定的，这些因素不仅削弱了敌人的力量，而且也给红色政权的存在以可乘之隙。不仅使红色政权在敌人包围下发展和坚持下来，而且能够发展起来。其次，中国经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许多地区如湖南、湖北、广东、江西等地，广大工农群众均受过革命的锻炼和洗礼，具有一定的政治觉悟和斗争经验。第三，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并没有解决，而且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加强日趋激化，全国的革命形势仍在继续向前发展，红色政权区域也将随之发展，由星星之火变为燎原之势。逐渐夺取全国政权。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第五，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毛泽东指出：“红色政权的长期的存在并且发展……还须有一个紧要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这就揭示了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没有它，就不能有效地进行土地革命，也就不能建立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没有它，就不能充分发动农民，武装斗争就得不到广大农民的支持，根据地也就难以巩固；建立革命根据地，是开展土地革命，进行武装斗争的基地和依托。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1930年1月，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认为，有根据地、有计划地建设政权，深入进行土地革命，正规红军和人民自卫武装相结合，政权波浪式扩大等，是适合中国的正确道路；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与发展，是牛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毛泽东还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以及《(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著作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思想，，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正确地回答了有关中国革命前途和命运的一系列最基本的问题，成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农村包围城市

　　 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这是毛泽东研究中国国情，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丰富和发展，，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国民党蒋介石建立了新军阀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实行法西斯专政，中国社会仍然是半封建牛殖民地社会，中国革命转入低潮，，在革命的危机关头，1927年8月7日，中国共产党在汉口召开了“八七会议”。在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确定了关于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在大革命失败的紧急关头及时向全国人民指明了坚持革命的方向，使中国革命逐步进入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新的发展阶段。1927年秋到1928年底，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全国领导了二百多次武装起义，其中最著名的有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这些起义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新时期，振奋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斗志，对创建人民军队，探索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具有重要意义，，但是武装起义后是首先夺取中心城市?还是首先占领农村，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这是当时必须解决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毛泽东从实践和理论上回答了中国革命为什么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否存在、发展并取得全国胜利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在实践上，毛泽东在领导秋收起义的过程中，为了保存和发展革命武装，否定了“取浏阳直攻长沙”，攻打中心城市的错误意见，率部向井冈LU进军，并于1928年4月与朱德率领的湘南起义部队会师，创立了中国革命史。卜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在理论上进行了一系列探讨，1928年10月和11月，毛泽东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总结了井冈山等地建立红色政权的经验，阐述了中国红色政权发生的原因及其存在和发展的条件。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又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对党在探索革命道路中的实践经验作了科学的理论概括，把建立红色区域和夺取全国政权联系起来，初步解决了把农村作为党的工作重点这一重大问题，实际上形成了以农村包围城市，在农村地区先建立红色政权，待条件成熟后，再夺取全国政权的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尔后，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文章中，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丰富了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使之更加系统化、完善化。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动同盟军总是长期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如果革命队伍要坚持奋斗，不愿妥协，避免伤亡的话，“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依托进行长期的革命斗争，其主要形式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武装农民为主要成份的革命军队进行游击战争。毛泽东又指出，把武装斗争的重点放在农村，并不意味着可以放弃城市，相反，革命的最后目的是夺取作为敌人主要根据地的城市，没有充分的城市工作，就不能达到这一目的，农村根据地也就处于孤立的地位，革命就会失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方向，为夺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提供了正确的理论依据。这一理论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光辉典范。它在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