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的文化气质与民族精神和东正教的关系。可以从文化 历史 文学 宗教 建筑风格中选材，可以从基辅公国 莫斯科公国 彼得大帝 十月党人 几个时间段切入。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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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论文《东正教的信仰与俄罗斯的命运》，作一下修改，动动脑思考一下，加进一些自己的观点就行了，所谓“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

俄罗斯的文化气质与民族精神和东正教的关系 关于俄罗斯命运问题的讨论自彼得大帝西化改革之后，就在斯拉夫派和西化派之间展开，每当俄国社会进行重大变革之际和国家、民族面临重要历史转折关头，这个问题都会以各种方式凸显出来，成为思想界、理论界探讨和关注的焦点问题。从19世纪30—40年代开始的旷日持久的斯拉夫派、民粹派与西化派的大辩论，到20世纪初的路标派的批判探索，再到20世纪末俄罗斯思想家们的痛苦反思，俄罗斯命运问题作为一个永恒的主题和历史之谜，始终吸引着哲学家、思想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们的目光。在人类进入21世纪的全球化浪潮波涛涌动之中，无论是作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大国还是作为一种相对独特的文明，俄罗斯都会在世界政治、经济和军事格局中以及在全球文化交往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因此，探讨俄罗斯向何处去的问题就不仅仅是俄罗斯思想家们的“私事”，而成为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关注俄罗斯命运的人们的共同“事业”。事实上，思想家们不再仅仅局限于“俄罗斯向何处去”这一狭窄视野去探讨“俄罗斯命运”问题，而是拓展到“俄国历史道路选择”、“俄罗斯思想和理念定位”、“俄罗斯民族自我意识觉醒”、“俄罗斯地理定位”、“俄罗斯历史定位”、“俄罗斯民族性格和心理”、“俄罗斯社会结构”和“俄罗斯政治体制”等一系列问题的探讨之中。但在以往的探讨和争论中，人们更多地把目光聚焦于地理环境和地缘政治因素分析、东西方道路非此即彼的选择、政治经济和军事外交分析等视角，即便涉及到俄罗斯“思想”、“理念”、“心理”和“社会结构”等文化深层原因分析，但也缺乏明确深刻的见解。毋庸置疑，上述视角对破解俄罗斯命运之谜不无帮助，但是，当代历史学家、经济学和社会学家们在对比分析不同文明的历史演变和社会变迁时惊奇地发现：就短期而言，体制上的变更……往往是由政治上的变更促成的……可能对文化和历史产生影响，但从长远看，“文化为体制之母
首先，东正教信仰唤起了俄罗斯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使得东斯拉夫民族获得了自我意识、自我认知和文化认同能力，进而实现了由多神教向一神教转化、由蛮族向文明民族转化的嬗变过程。从现有的历史文献看，相对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希腊文明等世界上早熟的文明而言，以东斯拉夫为主体的俄罗斯文明相对晚熟和滞后。一种文明成熟的标志主要体现在是否有较为完整系统的宗教信仰、有较为发达的语言文字、有普遍遵循的道德规范、有明确的宇宙观、世界观和人生观、有一定的生产能力和社会组织制度等。如果按照这一标准去衡量，俄罗斯文明要落后于其他文明许多，这一切是从公元10世纪前后才获得，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契机却得益于公元988年的罗斯受洗，即由多神教皈依一神教——东正教这一过程。事实上，俄罗斯文明的觉醒往往是在与其他文明，即基督教文明的交往和碰撞后开始的，否则仍处于一种民族自在状态。没有这种对象化的交往和碰撞，在商业贸易、军事冲突、宗教传播中，就不会有俄罗斯的自我意识、自我认知、文化危机和文化认同。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一部欧洲文明史就是一部基督教传播和同化其他民族的历史，是各种文明交往、碰撞后被基督教文明整合的历史。基督教先后征服罗马帝国和北方各个后期出现和崛起的帝国，俄罗斯文明也没能逃脱这种历史的宿命。尽管有各种不同之处，罗斯受洗的后果毋庸置疑，东正教从此开始成为国教，原来的多神教信仰被取缔，信奉的神像——佩伦也被抛入河中，尽管这次皈依基督教带有不彻底性，但从总体上使俄罗斯一跃而成为具有基督教精神气质的文明：第一点，东正教促进了俄语的诞生。由于东正教允许用本民族的语言从事宗教礼仪，因而客观上促进了斯拉夫民族自己的语言的发展和繁荣。第二点，促进了建筑艺术、音乐和美术的繁荣。教堂建筑这种代表欧洲最先进的建筑艺术在斯拉夫人中广泛推广，10世纪基督教传入罗斯后，进一步促进了音乐和美术的发展。第三点，促进了历史学发展。基辅罗斯的第一部完整的编年史《往年纪事》于1073年由基辅彼切尔修道院的修士涅斯托尔编撰修订完成。这部历史书籍上溯斯拉夫人起源，下至1110年，内容极为丰富，是最有价值的一部历史著作。第四点，促进了教育发展。基督教传入俄罗斯后，加强了与文化高度发达的拜占庭文化的联系才开始大规模系统培养神职人员和统治者，这客观上推进了教育发展。
显然，以东正教为基础的拜占庭文化既不是罗斯文化的最初来源，也不是罗斯文化的唯一外来因素，但它却是蒙古人侵入之前俄罗斯文化的最重要来源。正是这种文化的传入，对罗斯的文字、文学、建筑、音乐、绘画、学校教育等方面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正是东正教改变了罗斯的风土人情和生活方式，成为俄罗斯文化模式生成的一个重要基因，使得俄罗斯文化既不同于此前的本土传统文化，也不同于其他文化，从一种相对自在的蒙昧状态开始觉醒。
其次，东正教对俄罗斯民族心理和性格特征的影响。俄罗斯的民族心理和性格结构一方面与其生活的地理、气候等外部自然环境有关，但是与其宗教信仰的关系更为密切。东正教信仰塑造了俄罗斯民族的性格结构，使俄罗斯斯拉夫民族具有独特的民族性格——既有依附大地母亲女性温顺的一面，也有桀骜不驯的暴躁的一面；既有对专制集权臣服的一面，也有强烈的精神自由追求的倾向。对此，别尔嘉耶夫有极为深刻的见地：“对于俄罗斯人来说，其特征是自相矛盾和极端对立的原则的混杂与结合。只能用矛盾这个词来说明俄罗斯和俄罗斯民族的特性。在同样的基础上，俄罗斯民族既是国家专制政体的民族，也是无政府主义的爱好自由的民族，既是向往民族主义和民族自负的，又具有普世的精神，并尤其善于体现出全人类性；既残酷又具有这种矛盾性格显然是多种因素决定的，但是，基督教的选民意识、对上帝的绝对服从意识、末日拯救意识、绝对精神自由意识等对人的思想道德观念的深层影响却是最为根本的。
再次，对俄罗斯民族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规范和思维方式的影响。相对于斯拉夫民族原有的多神教信仰，基督教这种经过千年发展，在融合了拉丁文化、希腊文化和雅利安文化等多种文化精华于一体的精致的人为宗教具有许多优点和宽泛的解释力。东正教的神学教义不但可以完全涵盖多神教给人提供的世界观、宇宙观和人生观，还可以提供更为精致、更为丰富的道德规范和思维方式。东正教的创世论、上帝万能论、原罪论、救世论、末日审判论和上帝拣选论等基本教义，与斯拉夫人原有的圣母崇拜、大地崇拜、万物统一思想和神人统一思想等传统观念交织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具有斯拉夫人特色的东正教神学思想。例如：强烈的圣母保佑意识；相信有圣母——大地保佑俄罗斯民族可以幸福安康地世世代代生存下去，无论遇到什么问题和困难，俄罗斯都可以逢凶化吉，战无不胜。自负的上帝选民意识；认为斯拉夫民族是上帝拣选的最优秀民族，他们不但自己能够获得拯救，同时还肩负着拯救全人类的重任。这种意识在带给这些民族自信心的同时无疑也给他们带来了自负感，进而也带来困难甚至灾难。俄罗斯的极端民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爱国主义、民粹主义之所以在俄罗斯文化中不断出现，主要与这种选民意识有关。末日拯救意识；俄罗斯人信奉东正教的同时自然也就接受了末世论的历史观，相信历史是一个由罪过到获得恩典的过程，是一个由现时的苦难向理想的天国演变的过程，对历史持乐观主义态度。当然，除上述几个方面之外，还有“万物统一意识”、“神人统一意识”和“善恶分明意识”等都是斯拉夫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重要内涵。这种基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决定人的生活态度和生存方式，例如，俄罗斯的劳动道德观就深受东正教信仰影响。在俄罗斯，“礼拜日和节假日期间不劳动的历史十分悠久，这不仅仅是风俗习惯。从1649年法典开始，法律和教会都对此做出了规定”。那些强迫农民在节假日工作的地主被投放到监狱之中受到严厉惩罚，而农民则认为在节日期间工作是一种罪恶，是违反法律的。“节日期间不工作的传统根植于农民的信念，农民认为，节日期间工作会遭受损失，损失将是节日期间工作收入的双倍。农民还认为，不庆祝村子的节日也是不道德的行为，是对村社的侮辱。村民用所有人喝过酒的圆碗向不参加庆祝活动的农民敬酒以表示对他的最大侮辱。……节日期间，醉酒也成为人民的一项宗教义务。”
总之，考察俄罗斯历史演变进程可以发现，东正教对俄罗斯命运的影响正是从最为深层的文化模式上发生的。

二、东正教信仰对俄罗斯社会历史演变的影响
总体上看，社会的历史进化是通过生产方式、政治制度、经济体制、法制秩序的建构而实现的，而进化的尺度又通过不同民族文化的对比而体现出来。
首先，东正教信仰对俄罗斯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影响。自从罗斯受洗开始，俄罗斯就在文化上受到西欧文明的影响。从11世纪开始的对拜占庭的正教关系模式的效仿和移植，到18世纪的欧化运动，西方的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对俄罗斯影响深刻。但是，俄罗斯并没有完全跟上欧洲历史前进的脚步，西欧的社会发展模式也从来没有在俄罗斯的土地上真正实行过，相反，俄罗斯在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的变迁方面步履维艰，而这种社会缓慢发展的原因恰恰来自于人民的东正教信仰。俄罗斯的社会结构总体上呈现为“二元结构”，即以贵族和君主为代表的社会上层和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下层。只是到了18世纪下半叶，贵族、僧侣、城市等级和农民这种较为清晰的社会阶级结构才初步形成。这种阶层的出现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二元结构，包括僧侣在内的社会下层始终处于被压迫被奴役的状态。标志着集权专制统治的俄国的农奴制在1861年才开始废除就是一个最有说服力的事实。在俄罗斯，农民与基督徒是等同的，这种由绝大多数基督徒——农民组成的社会基础，成为俄罗斯社会稳定不变的基石，落后、保守的观念再赋予虔诚的宗教信仰，使得俄罗斯的社会处于一种超稳定的状态之中，任何来自上层的激进的社会变革都会被下层的无动于衷和冷漠无情吞噬掉。生活在村社里的农民和生活在皇宫里的君主贵族各行其是，前者受宗教教义和宗教礼仪约束，而后者受西方的文明影响，西欧文明的先进理念、制度的影响仅局限于少数的贵族和知识分子的头脑中，无法被广大的农民知晓和接受——“魂不附体”，无法产生实质性效果。在政治体制上，俄罗斯自15世纪逐步形成了集权专制制度和农奴制。这种制度是以拜占庭的皇权神授为理论依据、以蒙古金帐汗国的无限权力和残暴统治为样板建立的，只是从18世纪开始明显地受到欧洲的影响，在以后的140年里不断地接受欧洲文明。俄罗斯开始在社会上层接受西欧模式的培养和教育,所有国家机关的建立都仿效西欧模式,法律也模仿西欧制定。“但这一切只限于社会上层。西方文明并没深入俄国下层，他们的道德规范、风俗习惯、家庭生活、公社生活、土地所有制和耕种方式根本没有受到外来文化和法律的影响，甚至不受政府的干涉。俄国社会上层和下层文化差别导致有文化等级根本不理解农村的民间事务。”与沙皇君主专制相配套的缙绅会议、宗教会议、村社制度成为俄罗斯社会的完整政治体。这种政治体制同样具有 “二元性”，一方面是沙皇的“集权制”，另一方面是农民的“村社自治”。前者关心的是农民按时缴纳赋税和对国家的绝对顺从，而后者关心的则是生活的自由，特别是精神自由和村社生活不受国家和政府干扰和侵犯，而这二者共同要求的实现均来自于人民虔诚的宗教信仰。集皇权和神权于一身的沙皇在农民心目中是上帝在尘世的再现，是他们唯一的庇护者和拯救者，而一切人间不公和邪恶都是那些贵族老爷所为，而与沙皇无关。因此，在农民的内心深处敬畏和拥护沙皇，认为万恶的农奴制是贵族背着沙皇而干的勾当，是贵族欺骗沙皇的行为，所以，他们只反对贵族而不反对沙皇。这种对宗教的虔诚信仰无疑为维护沙皇专制统治提供了最根本的精神基础。同样，在农民生活的生命共同体——村社中，人的思想观念、道德规范、劳动伦理、风俗习惯和法律秩序都带有浓厚的宗教特征，农民生活的主要内容似乎在完成宗教仪式和履行对上帝的诺言。俄国超稳定的社会结构和一直延续的政治体制同样得益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对东正教的虔诚信仰，这种深层的精神枷锁像一条无形的锁链把俄罗斯社会捆绑在欧亚大陆这一辽阔的土地上，使它难以翻身和移动。
其次，东正教对社会道路选择的影响。自彼得大帝的西化改革伊始，俄罗斯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问题成为极为突出的社会问题。事实上，俄罗斯的欧化之路早在罗斯受洗之时就已经开辟了，只不过是在罗斯没有自我意识的条件下依靠强大的政治力量进行的，因此，这种西化之路并没有作为问题供人们讨论。相比之下，彼得西化之路的选择同样是强权推动下进行的，然而，彼得的西化道路之所以成为思想家们讨论的对象，却完全归因于俄罗斯自我意识的觉醒和文化鉴别力的生成。而且，斯拉夫派和西化派争论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简单的“欧化”问题，而是俄罗斯是否要模仿“西欧”社会道路的问题。出现这种细微的变化的原因在于，在18世纪之前，东正教信仰已经成为俄罗斯思想和理念的主旨、俄罗斯民族历史航行的罗盘和指针，以东正教为基础的核心理念为俄罗斯民族和国家提供了一个识别方向的坐标，在历史道路选择的紧要关头为其提供航标和方向。这种民族自觉能力和鉴别能力的核心内涵就是东正教，东正教信仰决定了俄罗斯民族在历史道路选择上始终“东顾西盼”，走出一条既不同于西方（西欧），也不同于东方的历史之路。所以，索洛维约夫指出：“自古以来天意就把俄罗斯摆在非基督教的东方和基督教的西方形式之间，即在作为异教的伊斯兰教和天主教之间；与西方处在单方面的对立之中的拜占庭被片面的东方原则所浸透并变成了亚洲帝国，无论是反对天主教的十字军，还是反对穆斯林野蛮人，拜占庭都是无能为力的，并彻底地被后者所征服，正当这时，俄罗斯在保卫自己不受东方和西方的侵害方面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就，并成功地击退了伊斯兰教和天主教的侵略。”索洛维约夫：《神人类讲座》，华夏出版社2000年中文版，第240页。索洛维约夫深刻地洞见了东正教与东方伊斯兰教和西方世界的天主教的区别，认识到正是由于这种区别，才导致俄罗斯在历史道路的选择上不但与东方世界分道扬镳，就是与和自身在文化上同根同源的基督教西方世界也保持着内在的张力。从彼得开始的西化之路历经几个世纪行进得如此艰辛，其根源就在于东正教与天主教之间的教派冲突以及受此影响的政治、军事利益之争和文化歧视。西方的欧洲世界与俄罗斯始终保持戒备和猜疑的窘况，这一点能够到宗教信仰中找到答案。
再次，东正教信仰是俄罗斯民族的精神支柱。东正教信仰是整个民族战胜自然和人为困境勇敢生存下去的勇气源泉，它使得俄罗斯在历史的演变中始终保持相对的独立性而不依附于其他民族和历史。东正教决定俄罗斯民族的文化认同、文化识别、文化选择和文化自觉。历次大的异族统治和军事战争不但没有破坏东正教信仰在斯拉夫人生活中的地位，相反，正是由于外族统治对东正教信仰的宽容和利用才使得东正教得以历经磨难而香火不断且日渐繁荣昌盛，并在抵抗蒙古-鞑靼的入侵和西方的芬兰、瑞典、法国的入侵的战争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抵抗外来侵略的战争中，东正教成为凝聚民族力量同仇敌忾的最有力的工具。即便在苏联时期，尽管表面上用马克思的无神论取代了东正教信仰，但是，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人们的宗教感情和宗教传统，这种传统作为文化基因内化在俄罗斯人的内心深处，在日常生活和政治生活中无孔不入地表现出来。因此，苏联解体后东正教自然成为人们的精神支柱再次在现代文明社会中复活。

三、东正教信仰对俄罗斯命运影响的机制
俄罗斯历史的发展表明，俄罗斯的命运显然并非某种神秘的天意支配下的历史演变，而是以斯拉夫民族为主体的俄罗斯各民族在历史创造活动中由自身内在与外在因素共同作用而形成的历史轨迹。正如汤因比所言，历史是在外部的挑战与内部的应战互动中书就的。在此，我们暂不对俄罗斯所处的地理环境、地缘政治关系、世界政治经济和军事发展变化等一切外在挑战因素作具体分析，而把目光聚焦于应战的内在因素的分析上。透过对俄罗斯文化模式生成原因和俄罗斯社会结构以及历史发展的分析和考察，我们已经充分地认识到东正教在其中的核心地位。但是，我们不应仅满足于对历史划出的轨迹作出合情合理的解释和说明，而要力图揭示东正教对俄罗斯命运影响的内在机制。检讨斯拉夫主义、西欧主义、欧亚主义等几个流派思想观点不难发现，尽管它们所处的时代和立场不同，但它们争论的主题，如民族性格、民族心理、俄罗斯思想、俄罗斯理念、俄罗斯灵魂、俄罗斯命运、俄罗斯道路、俄罗斯使命、俄罗斯地理和俄罗斯历史等，却基本一致。同时，思想家们自觉不自觉地触及东正教的影响这一关键因素，但是，他们并没能清晰明确地理出其中的内在制约机制。梳理思想家们丰富的论述，审视俄罗斯的历史演变轨迹、剖析俄罗斯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特征，发掘俄罗斯文化模式内核，我们可以发现，东正教信仰处于“东方与西方道路选择”、“传统与现代变更”和“上层与下层对峙”等经纬线的交叉点上，从社会结构、政治体制、价值体系、思维方式等总体上对俄罗斯的命运产生影响。
首先，东正教在东方和西方问题即社会发展道路选择上的影响。在人类的历史进化中，不同民族、不同文明间相互借鉴、相互影响是一种常态。自近现代开始，由于西方文明的崛起，西方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对西方世界和东方世界的历史道路选择具有广泛的影响。从地缘和文化上看，西方的文化和历史发展道路对俄罗斯产生影响甚至决定其历史道路是一个自然的事情。但是，俄罗斯在选择社会发展之路时，始终陷入“走自己的路还是照抄和模仿西欧之路”的争论怪圈之中不能自拔。尽管有彼得大帝的西化改革实践和理论上的西化派和欧亚主义思潮存在，但是，俄罗斯的历史之路从来就不是彻底的西欧之路，也从来没有完全不受西欧影响的东方（自决）之路。为什么人们在俄罗斯的历史道路选择问题上争论不休？为什么俄罗斯在选择历史之路是向东还是向西的问题上左右为难？深层的原因还在于俄罗斯的东正教信仰。第一点，东正教的选民意识，决定了俄罗斯人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莫斯科是第三罗马”，俄罗斯民族的一切都是最好的、最美的、高于任何民族的，因此，在历史道路的选择问题上根本无须向包括西方在内的各个民族学习和借鉴，而应坚持走自己的路。第二点，东方的正教与西方的主教的对立观念在俄罗斯根深蒂固，“东正教完全不是基督教各宗中的一宗……东方教会是在真理中的教会”。施皮格伯格：《现象学运动》，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中文版，第178页。东正教与天主教的对立决定了俄罗斯文明与西欧的基督教和新教文明的冲突，是一种内在的永久的冲突。它表现为东西方相互排斥，带有多神教残余的俄罗斯东正教与纯正的基督教和变革的基督教的冲突。索洛维约夫在思想上主张东西方教会合一，但他深刻地洞见到东西方教派深刻的对立性和给俄罗斯历史发展带来的“罪孽” 。他指出：“在纠纷与对抗、相互敌视和仇恨的意义上的东方和西方的那种分裂，不应该在基督教世界里存在，如果这种分裂出现了，那么这就是最大的罪孽和巨大的灾难。正当这个罪孽在拜占庭出现的时候，俄罗斯为了赎这个罪孽而诞生了。从拜占庭接受了东正教信仰以后，俄罗斯是否应该与神圣的东西一起，永远地把为自己准备了死亡的拜占庭帝国的罪孽也接受过来呢？如果与基督教理念之完满相对立，拜占庭重新引起一场世界性大争论，并站在争论的一方，即站在东方，那么它的命运对我们来说不是榜样，而应该受到谴责。”索洛维约夫：《神人类讲座》，华夏出版社2000年中文版，第240页。事实上，俄罗斯在历史选择上一直经受着东西方教会分裂和对立及其后果的煎熬。
其次，东正教在传统与现代的问题，即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对待传统的态度上的影响。在解决如何对待文化传统问题上，东正教发挥着重要作用。正教神学观念在俄罗斯并没有经历一个改革阶段，也没有西方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政治革命、人权革命、启蒙运动，宗教批判环节的缺失，导致思想的最后堡垒始终没有被炸掉，因此，保守的东正教仍然作为一个被奉若神明而普遍遵守的标准。东正教信仰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意识，使人们留恋传统，拒绝变革，在社会发展问题上保守主义往往战胜激进主义。亲身经历了十月革命的别尔嘉耶夫就此深刻地指出：“革命（指1917年十月革命——作者注）使俄国历史上所有缺陷和弱点暴露无遗。希望在推翻专制政权以后通过革命开创人类新时代并让人的个性充分发展的美好愿望落空了。我们过去一直习惯把俄国所有落后和黑暗都归罪于专制政权，但这只能教会俄国人民推卸责任，因为即使没有专制政权，俄国的黑暗和落后依然存在。它根植于人民的心灵深处，而不是社会的外壳。即使没有旧的专制政权、官僚体制和警察机构，行贿受贿现象依然会充斥俄国社会……俄国革命的每一步都给人以不切实际空谈阔论的感觉。现在俄国依然存在许许多多乞乞科夫，他们依然进行死魂灵交易，只不过现在他们不是坐着速度缓慢的带篷马车，而是乘坐特别快车并四处发送着电报……在这场自发的革命中，出现了无数欺诈和可耻的行为，这是俄国病态精神的体现。整个革命给我的感觉是一场特殊的、丧尽良心的交易。”米罗诺夫：《俄国社会史》（下卷），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中文版，第323页。别尔嘉耶夫所说的根植于 “人们心灵深处”的硬核实际上正是东正教信仰。东正教信仰的保守性从根本上一次又一次地消解了社会变革的热情和成果，致使俄罗斯还没能从传统社会嬗变为现代意义上的自由、文明的社会。
最后，东正教在上层和下层问题，即社会下层的广大农民阶层与上层知识分子之间对峙、隔阂方面的影响。在俄罗斯，社会结构呈现二元对立状态，一部分为生活在村社中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另一部分是官僚统治阶级和出身于贵族和僧侣阶层的少数知识分子。俄罗斯的社会变革大多是自上而下，从上层社会开始，知识分子始终承担着社会变革的旗手和路标的责任。但是，在俄罗斯，无论是统治者还是知识分子都难以把改革的意图真正贯彻到广大的人民心目当中，形成有效的上下互动，从而推动社会发展。出现这种结果的根本原因在于，处于社会下层的广大农民仍然被束缚在东正教信仰之中。村社制度历来被斯拉夫派所赞美，天真地把农民看作“快乐的牧童”。他们认为：“村社的生活制度体现了基督教人与人关系的最高理想。”俄国村社的特点主要是遵循传统，只要不违反传统、习惯和老规矩，每个农民都享有自主权。进一步讲，“米尔是传统、规矩和公平的维护者，米尔的决定就是上帝的声音”。事实上，直到19世纪中叶以前，俄国的村社仍是一个客观存在着的、富有生命力的机构，它能满足农民的需要。但是，俄国的村社制度是宗法制残余，它极大地抑制了个性的发展及其积极性和主创性的发挥，内部实行的一致性原则和连环保制度对个性严重束缚和贬损，这种体制成为东正教信仰的最后寓所。 索洛维约夫深刻认识到俄罗斯思想观念变化的困难性，知识分子和农民的二元对立、沙皇政府、贵族上层和地方自治的村社的对立而导致俄罗斯社会变革缓慢。他指出：“从亚历山大一世执政开始，这时西方欧洲的各种理念和思想流派已经控制了俄罗斯社会有教养的阶层。无论是俄罗斯共济会员的神秘信仰，还是40年代的活动家们的人道主义思想（尽管这些人道主义思想在我们这里常常带有道德实践的指向），都没有对日常生活基础的堡垒发生实质性的影响，没有影响有教养的人按照新的方式讨论问题，但却按照旧的方式生活，生活在传统所遗留下来的形式之中。直到前一个沙皇在位时的解放农奴的行为之前，俄罗斯人的生活和活动都没有实质性地依赖于他们的思想和信念，而是提前由那些现成的范围所决定，出身把每个人和每个团体都限制在这些范围之内。” 知识分子代表的上层社会及其理念难以撼动下层社会，“魂不附体”最终导致社会进步缓慢。同时也应该看到，即便是作为旗手和路标的知识分子，在思想观念的深处也同样没能逃脱东正教信仰的影响。俄国知识分子不热爱财富，他们从关心农民发展到热爱贫穷，最后到认同农民的生活方式和信仰，从热爱农民到热爱农民的一切。正如弗兰克所说，可以把俄国传统知识分子称为“追求世俗平安、信仰虚无主义宗教、富有战斗精神的僧侣”。
总之，东正教通过对俄罗斯社会结构、政治体制、价值体系和思维方式，“四位一体”地影响着俄罗斯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