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结性的评价这六个人 要有事实依据

张汤（？——公元前116年12月），西汉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幼时喜法律，曾任长安吏、内史掾和茂陵尉。后补侍御史。因为治陈皇后、淮南、衡山二王谋反之事，得到武帝赏识。先后晋升为太中大夫、廷尉、御史大夫。与赵禹编定《越宫律》、《朝律》等法律著作。用法主张严峻，常以春秋之义加以掩饰，以皇帝意旨为治狱准绳。曾助武帝推行盐铁专卖、告缗算缉，打击富商，剪除豪强。颇受武帝宠信，多行丞相事，权势远在丞相之上。公元前116年12月（元鼎二年十一月），因为御史中丞李文及丞相长史朱买臣的构陷，被强令自杀。死后家产不足五百金，皆得自俸禄及皇帝赏赐。张汤虽用法严酷，后人常以他作为酷吏的代表人物，但他为官清廉俭朴，不失为古代廉吏。
来俊臣(651～697) ，唐朝武则天时酷吏。雍州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历任侍御史、左御史中丞。少时凶险，不事生产。因告密得武则天信任，成为武则天在政争中的鹰犬。来俊臣和羽党共撰《罗织经》，作为告密的典范，网罗无辜，捏造罪状。凡罗织人罪，皆先进奏事状，敕令依奏，即籍没其家。每有赦令，则遣狱卒先杀重囚，然后宣示。当时法官竞用酷法讯囚，来俊臣与周兴、索元礼尤为残虐。俊臣每讯囚，不论轻重，多以醋灌鼻；或将囚犯置于瓮中，用火环绕烧炙；或以铁圈束首而加楔，以至脑裂髓出；种种酷刑，备极苦毒。讯囚，又必先示以刑具，囚人畏惧，往往自诬。则天曾于洛阳丽景门置推事院，由俊臣主持，凡入此门者，百不存一，因此人称其门为“例竟门”。其时朝士人人自危，相见莫敢交谈；官员入朝，常密遭逮捕，家中再也不知道消息，因此官员入朝，即与家人作别：“不知复相见否？”俊臣前后所破千余家，冤死者甚众；他自己又两次犯赃罪，种种不法，则天都加以庇护。万岁通天元年(696)俊臣迁升洛阳令、司农少卿。二年，因得罪武氏诸王及太平公主被诛。仇家噉俊臣之肉，须臾而尽。士民称快，相贺于路，都说：“自今眠者背始贴席矣！” 周兴 武则天时酷吏，雍州长安（今陕西西安）人。少以明习法律，为尚书省都事。武则天垂拱以后，屡兴大狱，被其陷害者数千人。天授时除尚书左丞，上疏请除李家宗正属籍。后为人所告，授来俊臣以请君入瓮之法，作茧自缚，伏罪。与丘神绩同下狱，当诛，则天特免其死，徙于岭表，被仇家杀于途中。
索元礼　　(?-691)胡人，籍贯不详，为武则天时酷吏，武则天临朝后，拟废除异己，他承旨上书告密，擢为游击将军。派他在洛州设置机构，审理“谋反者”，并对谋反者施行各种酷刑，还令受刑人广泛牵涉无辜，使被陷害而致死者多达数千人，而他则大受武则天之赏赐。之后，来俊臣、周兴等纷纷相互与之仿效，制造极为严重的恐怖气氛。后武则天为平除这一民愤却又将他逮捕治罪。 西汉时期，有个叫赵禹的人，是太尉周亚夫的属官司，一个偶然的机会，汉武帝刘彻看到了他写的文章文笔犀利，寓意深刻，认为在当时很少有人及得上他。
　　汉武帝大为赏识，便让赵禹担任御史，后又升至太中大夫，让他同太中大夫张汤一同负责制定国家法律。
　　为了用严密的法律条文来约束办事的官吏；他们根据汉武帝的旨意，对原有的法律条文重新进行了补充和修订。
　　当时许多官员都希望赵禹能手下留情，把法律条文修订得有个回旋的余地，便纷纷请他和张汤一起作客赴宴，但赵禹从来不答谢回请。几次以后，不少人说他官架子大；看不起人。
　　过了一些时候，赵禹和张汤经过周密的考虑和研究，决定制定“知罪不举发”和“官吏犯罪上下连坐”等律法，用来限制在职官吏，不让他们胡作非为。
　　消息一传出，官员们纷纷请公卿们去劝说一下赵禹，不要把律法订得太苛刻了。
　　公卿们带了重礼来到赵禹家，谁知赵禹见了公卿，只是天南海北地闲聊。丝毫不理会公卿们请他修改律法的暗示，过了一会，公卿们见实在说不下去了，便起身告辞。谁知临走前，赵禹硬是把他们带来的重礼退还。
　　这样一来，人们才真正感到赵禹是个极为廉洁正直的人，有人问赵禹，难道不考虑周围的人因此对他有什么看法吗?他说：“我这样断绝好友或宾客的请托，就是为了自己能独立地决定、处理事情，按自己的意志办事，而不受别人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