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篇个人获奖的答谢辞,谢谢了`第一次写

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获奖者答谢辞
莫言答谢辞
我荣幸地获得了第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与首届获此奖项的史铁生先生相比，我感到十分惭愧。与诸多同行相比，我也深感惭愧。尽管我表达了这么多的惭愧，尽管我知道伴随着这个荣誉而来的更多的会是冷嘲和热讽，但这毕竟是一件光荣的事情，因此我要感谢把我推举到领奖台上的推荐评委和终审评委，并感谢设立这个奖项的媒体和设立这个奖项的决策人。我还要特别地感谢为我颁奖的史铁生先生，在新时期文学的道路上，他留下的痕迹，比我们所有人的足迹都要深刻。

据说这个奖有一点“终身成就奖”的意思，一个作家一辈子只能得一次，这就使我不由自主地回顾了一下自己二十余年的写作历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新时期文学勃发之时，我是凭借着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凭借着一股急于发出不与他人雷同的声音的热望，几乎是在懵懂无知的状态下，冲上了文坛，并浪得了虚名。这个过程中，当然离不开师长们的教诲、栽培和同行们的帮助与激励。现在，这头当初就很不可爱的牛犊，即将成为一头令人厌烦的老牛，却突然被“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光芒照耀了一下，这可以看作是对我多年耕耘的奖赏，也可以看做是对我的鞭策。

二十多年来，尽管我的文学观念发生了很多变化，但有一点始终是我坚持的，那就是个性化的写作和作品的个性化。我认为一个写作者，必须坚持人格的独立性，与潮流和风尚保持足够的距离；一个写作者应该关注的并且将其作为写作素材的，应该是那种与众不同的、表现出丰富的个性特征的生活。一个写作者所使用的语言，应该是属于他自己的、能够使他和别人区别开来的语言。一个写作者观察事物的视角，应该是不同于他人的独特视角，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牛的视角，也许比人的视角更加逼近文学。我不认为一个写作者可以随便对作品中描写的人和事做出评判，但假如要评判，那也应该使用一种不同流俗的评判标准。这样强调写作的个性化，似乎失之偏颇。但没有偏颇就没有文学，中庸和公允，不是我心目中的好的写作者所应该保持的写作姿态。即便在社会生活中，中庸和公允，多数情况下也是骗人的招牌。趋同和从众，是人类的弱点，尤其是我们这些经过强制性集体训练的写作者，即便是念念不忘个性，但巨大的惯性还是会把我们推到集体洪流的边缘，使我们变成大合唱中的一个无足轻重的声音。合唱虽然是社会生活中最主要的形式，但一个具有独特价值的歌唱者，总是希望自己的声音不被众声淹没。一个有野心的写作者，也总是希望自己的作品，能跟他人的作品区别开来。我知道有些批评家已经对这种强调个性的写作提出了批评，但他们这种批评，其实也正是一种试图发出别样声音的努力。时至今日，我认为已经不存在那种会被万众一词交相称颂的文学作品，我也不认为会存在一个能够满足各个阶层需要的作家，任何一个写作者的努力，都是“嘤其鸣兮，求其友声”。从这个意义上说，写作的个性化，恰是通向某种程度的普遍性的桥梁。

尽管这个奖有那么点“终身成就奖”的意味，但我当然不愿意让这次得奖成为创作的终结。对一头耕耘多年、尚有劳动能力的准老牛来说，已经没有必要再来讲述耕耘的重要意义，默默地埋头拉犁，比什么都重要。“老牛已知光阴迫，不须扬鞭自奋蹄”，何况这“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鞭子还高高地悬在头上呢。当然，这样的比喻马上会让人联想到站在后边扶犁扬鞭的农夫，而谁又是这个农夫？由此可见，没有个性的比喻也总是蹩脚的。

谢谢各位，并向即将获得第三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的那位同行表示祝贺。

1580字
!韩东答谢辞

感谢《南方都市报》，感谢《新京报》，感谢传媒，感谢各位评委。

文学写作的前提是自由，这自由不仅指思想自由、书写自由，也应包括出版、传播和批评奖励的自由。传媒作为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在今天有目共睹，它参与到文学活动中来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有助于打破体制的传统垄断，形成良性的多元化格局。世间无善，作为社会生活组成部分的文学亦如此。在各种文学活动中绝对的善是没有的，有的只是相对平衡。传媒就是这样的一种平衡手段，参与文学评奖不仅新鲜，也显得意义非凡。我尤其注意到“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的宗旨：反抗遮蔽、崇尚创造、追求自由、维护公正。无论在实施过程中存在怎样的障碍、干扰，旗帜鲜明地提出口号就是一种进步、一种开明、一种与时代相称的果敢。

至于我本人因小说《扎根》获得年度小说家奖，实在是出乎我的意料。去年，我因诗集《爸爸在天上看我》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诗人的提名。我曾说过，我愿意被多次提名而不是真正的获奖，这与我写作的性质很相称。我的意思是我愿意将自己的写作置于一种“半明半暗”的处境下，这是多年的写作生活教给我的一种自我保护。过分压抑了，写作会变得灰暗，丧失信心。而过于张扬则容易导致浮夸，以至沦为社会名流。我说过，中国作家“富”不起也“穷”不起，任何极端的状况都会导致他们精力涣散，最终受损的是写作本身。多年来我一直处于“穷困”之中，深感由此带来的对写作的伤害。同时我也目睹了很多“富人”，目睹他们如何地“富裕”起来了，情形同样不容乐观。抛开其他因素不论（社会的、体制的、风尚和才能的），作为一个写作者的素质，其信念、专注、意志、心理的确是一个大问题。在今天这样的场合，我不想大而化之地谈论当代汉语文学或者小说的意义、得失和大势格局。我想强调的只是某种“专业”或“职业”精神，它必定是与具体的写作者联系在一起的。无论如何，若有值得称道的汉语文学，它的兴衰成败是和这样的几个人或一批人息息相关的。

多年来我一直处于“穷困”之中。这“穷困”既有气氛上的压抑、体制的排斥和人为的疏离、隔绝，也有并非比喻的生活上的贫困。这次获奖对于我解决这两方面的问题都大有帮助。它给了我需要的荣誉，激励了“士气”。同时也有物质性的奖励——两万元奖金。虽然数目不大，但对于一个以写作为生缺乏市场不愿屈从于各种势力的人而言有着切实的生存价值。因此我的感激是尤甚的，也是真实的，不完全是礼节性的客套。

我不免想到那些与我的处境相似的写作者。在此我呼吁“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更多地向这些人敞开、关注他们的写作与存在。自然，这个奖的目的并非是“扶贫济困”，但也许它应该更有预见性、更果敢、更具特点和风格。这个奖新鲜如婴儿，应与当代汉语文学的新鲜力量一同成长，甚至一同遭遇非议和诋毁。它的权威性应该落实于遮蔽的现在和隐约的未来之中，而不是辉煌的往昔。与其锦上添花，不如虚席以待——我这么认为。

最后，我想谈谈《扎根》。我因这本小说获奖，但并没有愚蠢到认为获奖是理所当然的，或者名至实归。除了偶然性在起作用，还有评委们对我写作的特殊信任。时下的小说风尚比较的恣意无忌，作家们充满了表达的欲望以及雄心，在显露才华和能量的同时其技术方式难免粗糙，语言滞重迟钝，叙述上往往异想天开。这些都是盲目追求目标所付出的代价。我将《扎根》的获奖看成是对当代汉语小说自觉意识的一种肯定，落实到个人，就是对某种“专业”或“职业”精神的一种认可。《扎根》首先是一部文学作品，是一本小说，它的思辩和文化意义、作者的表达冲动和超越野心理所应当地让位于小说之必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除了所叙述的故事，《扎根》还是这样的一本关于小说的皮毛之书。值得高兴的是各位评委注意到了这皮毛，并给予了肯定。

再次感谢大家，感谢《扎根》的出版者人民文学出版社，感谢我的责任编辑王干、脚印，感谢《扎根》的读者，无论是喜欢《扎根》或者觉得它不值一提的人。

1000字
!王小妮答谢辞

首先，我来讲一点最日常的事情，大约两年了，每天上午起来，我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出门去买一份《南方都市报》。可惜，很多的中国人没有这个便利，因为它听起来只是一家地方性报纸。有时候，被什么给耽误了，已经到了下午，一份日报的作用几乎完全丧失，比如，前不久的3月30号下午，广东地区暴雨雷电冰雹，航班延误，因为能见度太低，出租车翻到桥下面去，所有着急的事情都被迫停滞了，我还是跑出去买当天的报纸。一叠纸给轰轰隆隆印上了字，事情就可能完全不一样了。
　
就像文学不是一份报纸的全部，文学也不是一个人活着的全部。特别是写诗，它永远不应当变成一份职业。现在，这世上不能当职业的事越来越少，一定要有点保留。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人刚到这世上就是来写诗的，他要做的事情很多，他要安身立命，在繁杂焦灼的安顿过程中，总有波折发生在心里，只有把它记录下来，有些人才能把心放平了，这成了我们不断写诗的根据。
　
有人以为诗不过是些轻薄的皮毛。我越来越觉得诗承得起皮毛也担得了骨肉。它是活的，这个大鸟，自由的大家伙，能飘飘乎乎飞向很远，也能踏踏实实落在谁也插不下脚的峭壁上。没有诗，世上就少了一种生物。挡在过路人眼前的东西太多，他当然只看见皮毛。
　
据说写作是为了得到朋友的喜欢，而写诗不同，纯粹是为了赶快得到自己的喜欢，其他的一时顾不了太多。
　
让我们回想一下，现在的春夏秋冬一年里面，能有几个朗朗的晴天？如果一个人能在他自己的头顶上，随时造出一块蓝天，只有他才能看见的，是蓝到发紫的蓝天，这不是人间的意外幸福吗。有许多人说，他除了等飞机，三年五年里都没抬头看过天，他活着其实是个负数，是亏损的。
　　写诗的人偏得了幸福，而我又偏得了这个奖，只有心存感激。
　
前些天，中国足球队和香港足球队进行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终场哨刚响，主持人宣布，有四个通过电视机看别人踢球的幸运观众，每人能得到五千元的奖励。四乘以五，总数恰好和这个华语文学奖数目相当。看九十分钟足球和写很多年诗，好像不可比。但是，钱有时候能造出神奇，它是最不能拿来横向对比的。我们在写诗的当时已经得到的足够多，其他的都是天上掉下来的。
　
希望从2003年春天开始的这件好事情，将连续下去，奖励到越来越多的写诗的人。一个人站在这儿，自然人微言轻，三个以上的人情况就不同了。

1650字
!王尧答谢辞

我怀着谦卑和欣喜的心情站在领奖台上，向《南方都市报》、《新京报》，向终审评委及推荐评委和关心我的师长、朋友致意。在首届评奖时我意外自己被提名，当时我不仅惶恐，而且感受到一种久违的力量对内心的震撼，——我想这一奖项“反抗遮蔽，崇尚创造，追求自由，维护公正”的宗旨以及评委们纯粹、专业、公正的品格，会激荡所有胸怀“文心”的人，它的宗旨和品格对文学以及文化生态的影响将是深远的。

在获奖的时刻，我仍然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优秀的批评家，这样表述并不是一种姿态。一个简单的事实是，“授奖词”作为独特的文本便显示了当代文学批评的高度与境界。近几年来我在研究文革文学与思想文化的同时，以相当的精力主持“小说家讲坛”、主编“新人文对话录”丛书，领略了中国当代作家和批评家在历史转型期的思想、才情与诗心。他们对文学与思想文化问题的见解以及表达见解的方式，对我有诸多启示。我一方面坚定了在“文革文学”研究中形成的学术思路，另一方面清理了自己的知识体系与思想背景，这样的清理让我把握住了一些问题的来龙去脉，意识到了部分人文知识分子的共识与分歧所在，特别是反省了自己学养的不足与局限。这让我想起了少年的我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参加“批孔”时的情形，当时没有读过《论语》，今天也未读懂《论语》。《子路篇》说：樊迟请学稼，子曰“我不如老农。”请学为圃，子曰“我不如老圃。”当年无知，不能理解圣人的胸襟与气度，而是学着报章的腔调，妄下雌黄，乱批了孔老二一通。这一记忆不时提醒我需反省自己的成长过程，所以我一直认为自己研究当代文学史是从自我批判开始的。

余生也晚，不能及见前贤。作者往矣，但中国文论的学术传统存于典籍之中。这一传统根底盘深，枝叶峻茂，花果蔚繁。可惜，我们这一代远离这一传统，但我一直向往中国文论“言简而意繁”的境界，常想“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如果说我们有什么优势的话，那就是我们亲历了八十、九十年代，现在还置身在不断变化的现实之中。八十年代，曾经有一个以上海、北京为主体的青年批评家群体，这个群体对当代文学的贡献，我一直引为范例。当年形成的作家和批评家互动的局面，是近二十年来中国文学最动人的场景之一。因为有了这样的际遇，我们这些六十年代出生的人，才能对治乱动静分合转承黑白相济的历史和其中的文学有所体察。

我和许多同仁一样认为现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在很长时期内处于非学术状态，并没有充分的理论准备和完整的知识体系。对于“当代文学”而言，如何推进学科话语的成熟这一问题应该在争议中“浮出水面”，而文学批评也应该在这个过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发挥作用。我自己始终忧虑和警惕的是当代文学史研究和当代文学批评的简单化现象和非学理化倾向。我说的这一问题与我们对当代中国文化的实践意义和复杂性认识不够有关。在“当代中国”这一时空中，我赞成当代文学史研究、文学批评应当注意解释汉语写作中的“中国问题”，应当考察当代文学话语实践的场所，由此形成独立的学术品格。如此，并非以汉语写作中的“中国问题”拒绝“西方”，现在已经没有一个自外于“西方”的“中国”。我想强调的是，在文学研究中同样需要克服文化认同的危机，防止理论、方法与研究对象之间“鸳鸯错配”。其实，即使是那些称为“文化保守主义”的学者，于此也很“辨证”，比如，梁漱溟说“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钱穆认为：“余之所论每若守旧，而余持论之出发点，则实求维新。”这一点和陈寅恪所谓“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民族之地位”的观点异曲同工。

在中，文学话语与政治话语及其他话语之间的纠缠与冲突变得特别复杂，当代文学的生产方式或者说当代文学的话语实践有了鲜明的“当代性”。以八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思潮而言，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些思潮之间并不构成时间的定义，并不构成一个单一的线性的文学史秩序；相反，思潮与流派常常是多元共生、冲突交融、必然又偶然。在当代文学史研究、文学批评中尽可能叙述、分析文学话语实践活动的全部复杂性，就必须重返当代文学话语实践的场所。

我自己愿意在这样的路径中向前。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