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螺姑娘的中心思想是什么？能帮帮我吗？

《桂村的田螺姑娘》

　　这是一个被黄土路重新演绎的传说。
　　这个“田螺姑娘”，在小说家黄土路那里已是：
　　——小说的“田螺姑娘”。
　　小说的“田螺姑娘”，在“桂村”。

我想，一个传说之所以能够成为传说，是因为它曲折地反映出远离今天的那个社会现象及状态，并且将这种满足其时人们心理上的需要，从精神上，向时间的纵深之处和更广阔的空间扩张、伸延了。我也“听”过那个民间传说的“田螺姑娘”，它有过不同的版本，坑坑洼洼地颠簸在或是壮族、或不是壮族的乡野天空下的土路上，而这些版本内容的主要情节大致相同，无非是叙说了这么一个故事：拾到田螺的那位小伙子，每每耕作饥饿回来，都发现饭菜已烧好，之后的某一个日子，当那位由田螺变成的姑娘正在烧饭的时候，他突然闪身而出，再之后，他与田螺姑娘结成了夫妇。这其间，村庄的土豪知道了小伙子有这么一位非常漂亮的妻子，便伺机向小伙子多次发难，但都被聪明的“田螺姑娘”各个击破，使发难者无计可施。

　　我之所以简单地复述这个故事是出于这样一种原因：黄土路所演绎的“田螺姑娘”已不有那个传说中的寓意，即：善良勤劳的人，总会得到美满幸福的生活。在我看来，小说家黄土路用他颇具个人化的叙述，将这个传说用小说的方式重新演绎，这表明了他审视与把握这个取自民间传说题材的能力，也显示了他试图以小说的方式，对那个传说中的寓意进行了一次大规模地颠覆。
　颠覆肯定是一种创造，它也与作者的想像紧密联系。然而，当作者黄土路将这个传说中原有的寓意——已被大众认同的寓意，置放到那个传说之外另一个绝然相异的场景中去的时候，那么这个“田螺姑娘”，就有了原先那个“田螺姑娘”不曾有过的意蕴了。这显然不是单凭想像就能够做到的，它还有，也必须有：作者的努力思考的小说态度，是思考的能量使作者在他的这篇小说中，表达了与口承文学审美愿望的不一致性，甚至相逆，却呈现出复杂状态的审美趋向。

　　也正是基于这种深入的思考，黄土路才将那个“田螺姑娘”的经历与命运进行了本质上的替换，使出场在小说中桂村的人物，乃至只是桂村水边一枚田螺的生存状态，都处于他小说所给出的那个人性险恶或善良与否的考验中。因而，在这篇小说里，我没有读到田螺怎样变成田螺姑娘的过程，也没读到田螺姑娘与小伙子相亲相爱的场面，更没读到那个传说原有的一丝丝的寓意，田螺姑娘的结局在他那里显得难以言喻地复杂和痛苦起来——那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在《桂村的田螺姑娘》中，依次出场的人物有：1.田螺姑娘（她的前世是一枚田螺，其身份是双重的，具有两种属性，因此“她”还可是“它”），2.达泥，3.裁缝达刘，4.达刘的女人，5.族长村佬，6.木匠达牛，7.黄土路（这个人物也可以被我认为具有两种身份，既是小说叙述者的黄土路，也可以是进入小说情节中的那个黄土路，尽管“他”在小说情节的表面显得较弱）；我还注意到，不是人物，但与上述人物始终有关系的那些“物”的反复出现，最重要有：其一，南瓜饼；其二，啄木鸟。是他们和它们，以及他（它）们相互之间错宗复杂，而一定会衍生出来的那种联系，共同支承了这篇小说的基本格局。其实《桂村的田螺姑娘》的故事并不复杂，它的复杂只是作者赋于田螺姑娘的内心世界，那自然也是作者写作过程中的内心世界不能掩蔽的流露。在《桂村的田螺姑娘》中，田螺姑娘不再是原来那个传说故事中，具有“神”或“仙”的力量、不为衣食愁苦的“人物”，在饥馑年代，她生存现实首先受到了食物短缺的威胁——这是我们每个活着的人维持生命最为基本的条件，但她没想到这种威胁会体现在她新婚丈夫达泥的言行举止上，她无论将南瓜饼做得多大，达泥也只分给她“半巴掌大”一块，即使她将南瓜饼，做得“像一个锅头那么大了，达泥分给她的永远只是巴掌大的一块”，这意味着，南瓜饼做得越大（越大就越薄），田螺姑娘得到的食物就越少（食物分配按几何状成反比）；南瓜饼做得越大，田螺姑娘的饥饿感就越严重（与饥饿程度成正比）。

　　而此时，那只啄木鸟正在门外的那棵树上用力地啄食，发出了“空空空”的声响，这声响不止一次在田螺姑娘的耳边一再出现，加剧了她的饥饿感。是饥饿，让田螺姑娘“像一个疯子一样……寻找食物”，是饥饿这个被物质化的“舞台”使达泥人本性中的恶，充分得到了表演。然而，在这个舞台表演淋漓尽致的又何止是达泥，还有那个在桂村具有至高威望与权利的族长村佬，他在劳累的田螺姑娘因为过度饥饿，再次晕倒的时候，用他可以任意支配桂村食物的权利，“拯救”了饥饿者的“饥饿”，但这种“拯救”毫无疑问是有条件的，那就是村佬“硕大的性器”有权利与这个饥饿者的身体发生联系。我从黄土路小说叙述的时空中，看到了人的尊严在食物的需求面前受到了最为惨痛的污辱，生命存在意义因为物质的需要而变得悲哀、艰难起来。

　　从《桂村的田螺姑娘》中，我们知道，作者着力叙事的人物还是田螺姑娘，这与那个民间传说故事没有什么不同，但在黄土路的小说文本里，根本就没有出现那个传说中新婚夫妇“相亲相爱，共图美满幸福生活”的情节，事实上，嫁给达泥的田螺姑娘从未感受到人间爱情的欢乐，反而经历了人间给她带来的婚姻的背叛（达泥很快与裁缝达刘的女人茍合）、病痛与劳累、打骂与饥馑、 身体被族长占有、那个唯一可以使她觉到人间还有温暖的木匠达牛，却在关键时刻表现出的软弱等等——她承担了来自物质与精神两个方面的伤害，这使那个田螺姑娘传说中原有的寓意，已被作者在他的小说中完全消解了。在《桂村的田螺姑娘》里，“田螺姑娘”，已被“桂村”这个专有名词偏正了，被限制在那个险恶而又“光明堂皇”的场景中，使“田螺姑娘”生存的“此在”空间与那个传说故事中的“她在”空间有了绝然相异，从而为这位小说叙述者提供了这样的经验：今天的叙事不仅仅是怎样的内容，更应该是我们怎样的叙事立场。而这种立场，也只能自思考之中才会发生。小说叙述者黄土路似乎并不在意他叙事向我们通常阅读习惯的那个方向展开，他常常将自己的视角从田螺姑娘身上挪开，发散地，也可以说是多视角地转向达刘的女人、族长村佬、木匠达刘等人、及那些人物所立足的场景描述上，使他的叙事在诸多团（块）状的结构中成发散状延伸；更有甚者，那只最终死去的啄木鸟隐隐约约地始终穿插在情节的主线其间，我有这样的感觉，啄食的啄木鸟每出现一次，就象是影视作品镜头里的“画外音”，并以暗示什么的意象，时而轻轻撞击着这篇小说结构的稳定性。在《桂村的田螺姑娘》里，被我注意的啄木鸟不仅是连贯情节、推进情节发展的叙事最重要的构成原素，它还被我确信是作者调动我们——至少是我阅读情绪的重要原因。

　　我也许可以认为，这是黄土路苦思所得而来“复调式叙事”起了作用。当然，小说的“复调式叙事”并不是黄土路的发现，将音乐的“复调”引入小说的叙事，其基本特征，就是聚焦相对更多的人物、选择更多的角度，而且并非是全知全能式的叙事——这在很多小说家——特别是中、长篇小说家那里都有过精彩的表现。我们也知道这是现代小说叙事里常见形式。但让我兴奋的是——能从短篇小说《桂村的田螺姑娘》中，显而易见地感觉到这种“复调”的存在。尤其是叙事人黄土路在小说即将结束之时的第39节——他直接“闯进”小说情节之中，让自己成为了小说情节里的一个人物，使那一个叙事之下的另一个叙事人“勇敢”地站了出来。对此，我有过疑惑，和斟酌，但我最后判断这种“闯入”基本上是成立的，而且是有效的（但我以为这个“进入”有点迟到，使小说开始的节奏显得缓慢，阻止了部分读者进入阅读的速度，在文本中，这种“进入”似乎应该再往前靠近些——对此，我不想展开自己的观点），因为这个“闯入”者就是那个田螺姑娘的“孙子的孙子的孙子的孙子的孙子”——因而，“闯进”小说情节的那位叙事者，就有了合理地“闯进”，这也即如小说中的人物黄土路所想：如果不“那样，就没有这样一个故事了”……——或许正是如此，这篇小说就有了表层结构下更深层次的叙述——隐含着叙事人赋于这个文本之中另外一个结构——即意义的结构，并且，桂村的那些人物在我的阅读中，似乎也取得了符号的意义。

　　——这让我记起了先前读过的黄土路另外两个小说短篇：《垃圾桶》（发表于《天涯》杂志）与《洗衣机》（发表于《青年文学》杂志）。那只与“我”不期而会的“垃圾桶”却原来有过那样的经历，因为它的前世是人——一个被异化的人；而《洗衣机》的叙事更是出奇，“我”因为没有足够的钱，去百货大楼买一台洗衣机，就到二手家电市场买回一台“高高大大的滚筒式洗衣机”，可这台洗衣机却不能正常工作，情急之下“我”爬进了洗衣机，想找出毛病在哪里，然而洗衣机这时突然转动了，被洗过的“我”从洗衣机出来的时候，已没有了记忆，他面对世界则是另一个世界了……这篇小说当然不会像我说的这么简单，它在后来的叙事中由于“我”已不是那个“我”，而是一个被“洗过”的“我”，就有了络绎不绝形形色色追上门来的人想为自己、想为自己的员工洗脑的“故事”演绎了。我这篇评论的文字涉及这两篇小说，仍然是想说出我的那个感觉，在黄土路的小说里，叙事者位置的转换必然带来了叙事空间的转换，它有意识破坏了叙事的线性结构，并在这种破坏的过程中，取得了那些符号意义的内容……《桂村的田螺姑娘》也是如此，只是它比《垃圾桶》和《洗衣机》更隐蔽些罢了。

　　我的话现在可以结束了，再说，那就可能是废话了，因为我只读过黄土路这几篇小说，即使这几篇小说，我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地进行评论，面面俱到的评论是我不喜欢的，也是我不愿意做的事情。

　　最后一句：我说得不好，黄土路的小说比我的这些话精彩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