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对他的评价有两种，一种认为是抗倭名将，一种认为是千古罪人，哪一位能够综合评价一下这位清军将领！

丁汝昌（1836.11.18－1895.2.12），原名先达，字禹廷，亦作雨亭，号次章。原籍安徽凤阳县，祖先在明初投军入了卫所，后人成了卫籍，落户在庐江县北乡石嘴头地方，子孙繁衍，人口增多，后来该地改名为丁家坎村。咸丰末年，丁汝昌家迁巢县高林乡郎中村（今安徽巢湖市高林镇汪郎中村），丁汝昌的父亲丁灿勋，以务农为生，生活贫苦。丁汝昌幼年曾入私塾读了三年书，因家境贫穷，自十岁起失学，出外帮人放牛、放鸭、摆渡船等，以补贴家用。十四、五岁时，被父亲送到同族伯父的豆腐店学徒。咸丰元年（1851年），庐江一带发生严重灾荒，丁汝昌父母先后病故。三年十二月（1854年1月），太平军占领庐江，丁汝昌参加太平军。后随太平军驻扎安庆，成为程学启的部下。

十一年（1861年），安庆被湘军围困危急，身为陈玉成部下的程学启，深夜率丁汝昌等300余人翻越城墙，向集贤关湘军训导曾贞干投降。湘军将领曾国荃对这批降军存有疑虑，每逢战斗，必令他们居于前列，七月十三日，程学启、丁汝昌作为前导，攻破安庆北大门外的太平军营垒3座，断绝了安庆北面的交通，使守城的太平军处境更加艰难，八月一日，曾国荃指挥程学启、丁汝昌等攻占安庆，太平军守将叶芸莱以下1.6万人全部战死。战后，程学启升任游击，赏戴花翎，充当开字营营官，丁汝昌升任千总，充当开字营哨官。

当时因上海士绅请求，曾国藩命令李鸿章组建湘军，支援上海，并将大都由安徽人组成的，程学启开字营拨归李鸿章指挥。同治元年（1862年），程学启、丁汝昌等随李鸿章乘轮船前往上海。八月，配合刘铭传铭字营与太平军战于四江口，刘铭传见丁汝昌作战英勇，请李鸿章把丁汝昌调入铭字营，仍充哨官，统领亲兵100 人。旋改统领马队，升任营官，授参将。

同治三年（1864年），太平天国败亡。曾国藩北上督师剿捻，由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办理后勤。丁汝昌升为副将，统先锋马队3营，随刘铭传北上，与捻军作战。七年（1868年），东捻军失败，丁汝昌授总兵，加提督衔，赐协勇巴图鲁勇号。

同治十三年（1874年），清政府决定裁军节饷，刘铭传拟裁去丁汝昌部马队3营，丁汝昌致书抗议，刘铭传怒其不执行命令，欲杀之。丁汝昌闻讯，驰归故乡巢县，得免杀身之祸。

同年，发生日本侵略台湾事件。清政府展开海防大筹议，李鸿章力主购买铁甲舰，办理海军。光绪元年（1875年）四月，李鸿章奉命督办北洋海防事宜。

丁汝昌罢职归田，闷闷不乐，其妻魏氏，是湖北钟祥人，出身书香门第，是一位有见识的女子。她安慰丁汝昌：“家有薄田数亩，足以饱腹，大丈夫建功立业，自有时也，姑待之”。家居数年，丁汝昌时常想到李鸿章身居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姑前往天津投靠。李鸿章素知丁汝昌“才略武勇”，就对他说：“省三（刘铭传）与尔有隙，我若用尔，则与省三龃矣。尔宜与之分道扬镳！今吾欲立海军，乏人统率，……当以此任相属。”当时，陕甘总督左宗棠正在指挥西征收复新疆的战事，因素知丁汝昌作战英勇，奏请发往甘肃差遣。李鸿章不愿丁汝昌西行，便以丁汝昌“伤病复发”为由，把他留在天津。

光绪五年（1879年），清政府从英国订购的“镇东”、“镇西”、“镇南”、“镇北”4艘蚊子船来华，北洋军舰日多，李鸿章奏准将丁汝昌留北洋海防差遣，派充炮船督操。六年（1880年），李鸿章奏派丁汝昌率林泰曾、邓世昌等赴英接收订购的“超勇”、“扬威”号巡洋舰。在英期间，丁汝昌觐见了英国女王，拜访了英国海军司令和高级军官，并与当时一些著名的军舰设计师会面，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借赴英的机会，丁汝昌特意绕道德国，参观了建造中的“定远”舰。

光绪八年（1882年）六月，朝鲜京城爆发壬午兵变，国内局势大乱，日本政府决定借机出兵朝鲜。清政府派丁汝昌率“威远”、“超勇”、“扬威”等舰开赴朝鲜，用以观察局势和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六月二十六日，丁汝昌与候选道马建忠离开烟台，率舰队抵达朝鲜仁川，日本海军舰队已先期到达。丁汝昌决定“以软禁祸首李昰应为先着”，遂乘“威远”回天津请兵。七月初七日，丁汝昌率“威远”、“日新”、“泰安”、“镇东”、“拱北”等船舰，载运淮军吴长庆部2000 余人往朝鲜登陆，十三日，丁汝昌与吴长庆、马建忠等设计擒获朝鲜太上皇李昰应，押往天津软禁，使日本干涉朝鲜的计划落空。八月二十九日，李鸿章上奏，称记名提督新授天津镇总兵西林巴图鲁丁汝昌，久历戎行，才明识定，前往英国督带快船回华，创练水师，讲求西法，能耐劳苦，此次扬威域外，足张国体。清政府赏丁汝昌穿黄马褂。
光绪十一年（1885年），在德国订造的“定远”、“镇远”、“济远”回国，丁汝昌与津海关道周馥前往验收，举行升旗仪式。

光绪十二年（1886年）七月，李鸿章命丁汝昌与总查琅威理率北洋水师主力赴朝鲜釜山、元山、永兴湾等处操练，并巡查洋面。不久，李鸿章又派吴大澄等勘定吉林东部国界，命丁汝昌率舰队至海参崴接应，然后折赴长崎进船坞保养（“定远”、“镇远”铁甲舰按设计，每半年必须入坞油漆一次，以防锈蚀，当时中国没有能容纳这两艘军舰的船坞，而前往日本，是最近的选择）。七月初十日，“定远”等军舰到达日本长崎，引起日本民间的艳羡、妒恨心理。七月十六日，中国休假水兵上岸，和日本警察及民众发生争斗，北洋水师总查琅威理一度准备下令向日本宣战，被丁汝昌制止，最终通过外交、法律途径平息了这场争端，日本向中国赔偿5万余元。

光绪十三年（1887年），清政府命令各地督抚物色将才，以备任用，分别保奏。七月二十日，李鸿章递交《保举将才折》，丁汝昌名列其中。

光绪十四年（1888年）八月，清政府定北洋海军官制，在威海择地建造水师公所。九月初九日，总理海军事务大臣醇亲王奏准颁布《北洋海军章程》，北洋海军正式建军。十三日，海军衙门根据李鸿章的提名，奏准以北洋水师记名提督直隶天津镇总兵丁汝昌为海军提督，旋赏加尚书衔。根据丁汝昌的建议，在威海刘公岛设立水师学堂，培养驾驶、指挥军官；在大沽、旅顺设立水雷学堂，培育鱼雷军官；在山海关设立武备学堂，在威海设立枪炮学堂，培育各级专业军官。

光绪二十年（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清政府应朝鲜国王请求，派兵帮助镇压。李鸿章以中国军力不充，准备不足，不建议过早开战，尽量拖延时间。

六月二十日，日本军舰在丰岛发动突然袭击。

七月一日，中日双方互相宣战，甲午战争爆发。

战争爆发后，光绪皇帝在清流党人的怂恿下，情绪激动。数日间，连发电报指责丁汝昌，质问为何没有战果，提出要将丁汝昌革职，送交刑部治罪。

而当时清政府所下命令，也是前后矛盾，混乱不堪。既要丁汝昌远行寻找日本舰队决战，又命令必须保护大沽、山海关、旅顺、威海等地万无一失，舰队不得远离， “倘有一舰闯入，定将丁汝昌从重治罪”。而朝廷中的顽固派、清流党也乘机大做文章，名为指责丁汝昌，潜台词则是攻击李鸿章。七月二十五日，对海军事务一窍不通的广西道监察御史要求撤换丁汝昌，河南道监察御史要求治丁汝昌罪，翁同龢等军机大臣也在推波助澜。七月二十六日，清廷明降谕旨：“海军提督丁汝昌即行革职”，七月二十七日，又有圣旨到，称丁汝昌“狡猾避敌”，对丁汝昌的攻击达到高潮。

七月二十九日，李鸿章递交《复奏海军统将折》，为丁汝昌辩护。因为对丁汝昌的指责大都属于捕风捉影，根本没有任何证据，光绪皇帝降旨：“丁汝昌暂免处分”。

经历了如此一场风波，丁汝昌当时的心情可以想见。

光绪二十年八月十八日，护送陆军赴朝后正准备返航的北洋舰队与日本海军遭遇，黄海海战爆发。战斗开始后不久，丁汝昌即被炮火所伤，但仍坚持坐在舰内的过道中鼓励士气。经过近5小时的鏖战，中日双方互有损伤。

九月二十日，北洋舰队在旅顺完成修理返回威海，“镇远”舰入港时触礁受伤，使得本已元气大伤的北洋舰队雪上加霜。日军进攻旅顺时，丁汝昌被革去尚书衔，摘去顶戴。旅顺陷落后，丁汝昌又被革职，暂留本任。在威海布防上，丁汝昌对陆军的战力表示担心，建议做好炸毁陆路海岸炮台的准备，不料，又成为“通敌误国”的罪证，清廷下令将其交刑部治罪。在刘步蟾等将领的通电请愿，李鸿章的极力申辩下，清廷命令，待丁汝昌手头事务结束后，解送刑部。

丁汝昌当时所处环境虽十分艰难，仍力图振作，召集诸将，筹商水陆战守事宜。十二月二十五日，日军在山东荣成登陆，三十日，即光绪二十年除夕，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佑亨递送劝降书，丁汝昌不为所动，决心死战到底，当日，对家人说：“吾身已许国”，并将劝降书上交李鸿章，以明心迹。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正月初五，日军进攻威海南帮炮台，丁汝昌率舰队从海上用火力支援炮台守军，发射排炮，击毙日军旅团长大寺安纯。由于众寡悬殊，威海陆路南北帮炮台相继失守，刘公岛遭海陆合围，成为孤岛。

此后，日本海陆两军配合，并利用占领的陆路炮台，连日攻击北洋舰队，均被击退。正月十一日，日本鱼雷艇夜间偷袭，“定远”舰遭重创，丁汝昌移督旗于“镇远” 舰。正月十三日，鱼雷艇管带王平策划鱼雷艇队集体逃亡，刘公岛形势进一步恶化。正月十五，日军舰艇40余艘排列威海南口外，势将冲入，日本陆军也用陆路炮台的火炮向港内猛轰。丁汝昌登“靖远”舰迎战，击伤两艘日本军舰，“靖远”中陆路炮台发射的炮弹受伤，丁汝昌欲与船同沉，被部下誓死救上小船。

十七日，丁汝昌获悉陆路援军彻底无望，北洋舰队已被国家抛弃。当晚，服鸦片自杀，延至十八日晨7时辞世。

此后，清政府内的清流、顽固党人交相攻击，光绪下旨“籍没家产”，不许下葬。丁汝昌的子孙辈被迫流落异乡。直至宣统二年（1910年），经载洵及萨镇冰等人力争，清廷为丁汝昌平反昭雪。民国元年（1912年），灵柩始归葬于安徽无为县西乡小鸡山梅花地。

让我谈一谈战争的故事。但事已过去相当久远，在各种报章杂志上也有登载，而且出版了各种书籍，再多谈势必涉及军事秘密，颇为不当。因此，实在想不起谈势必涉及军事秘密，颇为不当。因此，实在想不起谈什么好。近来人们常提到丁汝昌，据我所知，他和其他中国将帅略有不同，我觉得他是一位具有古代豪杰风度的人物。但丁汝昌的事迹好像不大为人所知，因此，我想摘其大概谈一谈他的为人。

日清和平破裂之后，在许多战斗中没有像威海卫那样的义战。为何称其为义战呢？因为敌人极尽忠义。其他无论旅顺还是平壤，皇军所到之处立即陷落。然而据守在威海卫内刘公岛的丁汝昌，对日本陆海军的进攻则进行了英勇的抵抗。竭尽全力之后，最终自杀以救部下，这实在是战则以义战，降则以义降。对此，日本则以义而攻之，以义而受其降。这样，于敌于我皆表现出日本固有的武士精神，我想这是绝无仅有的。另外，刘公岛上的士兵也和其他中国士兵不同，虽说善于防御，但主要还是由于丁汝昌平素重义爱兵所致。在此，简略谈一谈丁汝昌的略传。

（中略）

丁汝昌遂投军为一士卒，时值日本嘉永年间。其后因立战功，由什长步步高升，直至副将，相当于日本大佐资格。其后，当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期间，始终跟随李鸿章。同时于明治十二、三年前后升为总兵，即相当于日本少将、舰队司令官、即补舰队统领。其后，明治十五年朝鲜之乱时，与袁世凯、马建忠等一起，布阵南大门前，于谈判之间，劝诱大院君，带归清国。其后明治二十年，他第一次率领舰队巡航日本沿海。回国时正值台湾乱起，遂以所率舰队，立即前往镇压台湾土匪。由于立功而被提升为北洋舰队水师提督，时值明治二十六年。在此之前，即明治二十四年他再次率领“定远”、“镇远”等舰前来日本，在外国人以及日本人面前，显示中国海军真正拥有不亚于西洋各国海军的威力和训练。

但是战争开始时，不知丁汝昌等待什么，他终于抱着不出战的主意，这其中是有原因的。日本舰队可以自由运动，既可以到朝鲜各港，又可以到台湾。就是说，不必等待上级的命令，司令官可以直接而且自由地开动舰队。然而丁汝昌则不然，一切都得等待上级的命令，提督是不能随意出动舰队的。在此次战争中，除了自山东半岛成山角、威海卫至鸭绿江口之间而外，其他地区皆不得自由运动，因此，考虑莫如不遇见日本舰队。另外决心不和日本舰队相遇的理由则是，虽然自己军舰数量多，而吨位也比日本大，但日本人除了其舰队的威力外，另外还具有一种威力，即临战无畏的义勇精神，因此还是不与之相遇有利。如果不与其相遇，无论日本人如何勇敢，如何鲁莽，只要中国舰队集中在一起，无论怎样也不能把运输船护送到中国本土。如果一旦被打败，日本陆军就会不断地运进内地登陆。这样，由于中国陆军软弱，很快就会践踏本土。因此就制定一种计划，莫如拖长战争，越拖长日本士兵就越疲劳，经费就接不上，中国自然就可以制胜。

另外如所周知，中国朝廷有一种行贿作风，如果说得漂亮，即使谎言也采纳。据说有一次巡抚出访，回朝后对向他行贿的军队，作了特别的表扬汇报。但无论怎样纪律严明，如果将官不予行贿，归后就会被说坏话。后来这个巡抚来到丁汝昌那里，照样要求行贿，但丁汝昌素来是一位正人君子，他宛如向舰队发出指挥的口令一样，对巡抚进行了大声申斥。因此巡抚大为愤怒，说了丁汝昌许多谗言，为此丁汝昌一度被捕，处以死刑。但由于丁汝昌平素爱护部下，对人亲切，受雇的外国人不允，并且提出如果朝廷杀害丁汝昌，他们就一起离开。这样，好歹免除死罪，再次就任提督。然而由于一度发生此事，丁汝昌的威望下降，这也许是他困守威海卫最后悲伤而死的一个原因。

他于威海卫集中好兵力，把中国陆军成功地运到朝鲜之后，计划把在仁川等地的日本军舰击沉。结果相反，丰岛一战，“操江”被俘，“广乙”破损，“济远”舵机被打断，副舰长正在话筒传令，被炸得粉碎，舰长方伯谦躲到船底不敢出来，此人以后被斩。以后中国舰队困守威海卫，其间，日本舰队则一直侦察中国舰队的情况，即使当护送陆军从仁川登陆时，依然轮流地今天派“高千穗”，明天派“吉野”，后天派“秋津洲”毫不疏忽地进行侦察。与此相反，中国方面从来没有一次搜索过日本军舰。这大概是因为害怕没有像“吉野”那样速度快的军舰，如果被发现有被击沉的危险。但如果机智地做好侦察，则可完全无此担心。为了获得日本军舰的消息，只好利用第三国军舰，即向俄国或英国的船只探询，但这只能知道日本舰队在何地而已。

到九月十三、四日前后，中国陆军于鸭绿江口登陆成功，这是由于北洋舰队从威海卫到大连湾，然后再从那里护送的。当陆军于鸭绿江登陆，完成护送目的后，正在返航途中，于海洋岛附近和日本舰队相遇，导致了战争。结果中国舰队大败，日本舰队获得了大胜。之后，中国舰队困守威海卫，从不再出。不久，旅顺口陷落。这期间，据说对方也有种种议论，如建议当日军于荣成湾登陆时，如果以鱼雷艇袭击，一定能成功。丁汝昌采纳了这个意见，但无人敢于承担这项任务，结果这个计划落空。

从那以后，丁汝昌最费心血的就是中国陆军不可靠。因为平时既未进行充分彻底的操练，而且几乎二三个月也不发给士兵一次津贴，士兵不肯效力。甚至有的士兵对其长官说，我不能为你而打仗。这样，丁汝昌担心如果日军攻来，全部炮台将被日军夺取，因此莫如现在由海军掌握为好。但交涉结果，陆军坚决不同意，只按照丁汝昌的意见，让把自己的武器弹药搬走。但同时又向上级报告，丁汝昌无理没收武器。因此，中国朝廷认为丁汝昌蛮横无理，并命令把武器返还。结果又把武器弹药从 “镇远”运回炮台，为此浪费了宝贵的时间。这期间，日军仅以半天左右的战斗，便把炮台全部占领，只有鹿角嘴炮台被丁汝昌部下的一个士兵爆破炸毁。该士兵五十余岁，他到丁汝昌面前说，请让我一个人去把它炸毁。丁汝昌大喜并约定说：“你死后用我自己的功禄养育你的妻儿。”正当日军攻占炮台的瞬间，这位老年士兵手持线香，冲进火药库，和火药库一起粉身碎骨。其他炮台则全部被日军占领，结果形成了自己的炮台从四面八方轰击自己军舰的局面。

但敌军防守甚严，日军把二十余艘军舰编成五队，先派游击队，接着是本队，依次交替地从海上以海军猛烈攻击。与此同时，陆军又从炮台不断炮击，敌军四面八方受敌，而且不能轮换。最后一边放炮，一边打瞌睡。有时三十人集体就义，有时五十人集体就义，士兵越来越少。有人报告说，舰队中有人想要造反，因为迟早难免一死，莫如造反夺取军舰逃走。丁汝昌闻后向大家说：“炮弹并不是挑人打，不会因为你是士兵就打你，是提督就不打你。”他首先以身示范，自己站在日本炮弹打来的地方，以此来激励士兵。但是人员越来越少，剩下的人也都精疲力竭，无能为力。于是丁汝昌向平素为他效力的外国人和周围的士兵说：“请给我点鸦片和葡萄酒。”然后从容就义。

据敌人报道，丁汝昌死后，他的投降书据说是别人写的。按照丁汝昌的想法，到最后不能再战时，先捣毁炮台，破坏军舰，然后投降。但丁汝昌死后有些西洋人说，如若那样，日本人脾气暴躁，不知会遭到什么样的虐待。因此，据说才写了丁汝昌的名字，送上投降书。有的西洋人对此非常愤慨，把这件事向报馆投稿，指出这实在是万不应该的做法，太可怜了。他既然是那样的铮铮勇士，到死后名字却受到如此玷污，丁汝昌决不会作那种投降。他是抱着炸毁全部军舰，破坏所有炮台，拼自己一死以挽救士兵生命的想法而进行殊死防御的。

丁汝昌对敌人也非常重义的，如所周知，二月五日晚，我鱼雷艇击沉了敌军旗舰“定远”号，当时丁汝昌正坐乘该舰，我鱼雷艇在离八百米的距离，不断遭到炮击，鱼雷艇的蒸汽机被击中，舵手全部战死。由于炮火越来越激烈，于是其他船员便把尸体扔掉，自己逃走。以后打捞尸体时，丁汝昌说：“这虽是敌人，但系忠义之士，应该以礼相葬。”因此特派海军士兵随同守卫，如果若是其他中国人，不知会对这些击沉“定远”号的最可恨的敌军士兵如何残忍对待。我想这些事实正是重义的做法。对敌人竭尽防御之策，危急关头身先士卒，最后从容就义。

如前所述，这实在是古代豪杰风度的人物，这一点我是深信的。关于威海卫的故事虽然还有许多可讲，但因谈得太多了，先对丁汝昌的事迹暂且谈到这里，其他方面有机会再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