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1.国家根本,
仰给东南.

隋朝开通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大运河以后，由于隋朝享国短促，大运河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的显示。在继隋而起的唐、五代、北宋时期，大运河在沟通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的联系上日益显示其重要作用，特别是唐中期以后，北方经安史战乱，藩镇割据，生产遭受严重破坏，“户版不籍于天府，税赋不入于朝廷”，而江淮以南，则经过东晋、南朝以来300多年的开发，到这时已成为唐朝赋税和漕粮最主要的供应地。权德舆说：“江东诸州，业在田亩，每一岁善熟，则旁资数道。……赋取所资，漕挽所出，军国大计，仰于江淮。”①韩愈也说：“当今赋出于天下，江南居十九。”②说明自唐中期起，我国的经济重心已经南移了，“国家根本，仰给东南”③。因此，保持江南运河、里运河和汴河的通航，是统治阶级确保漕运，进而巩固其封建统治的重要任务。南宋建都临安，保持江南运河的畅通，更无异保持其生命。因此，唐宋历届政府对江南运河的经营，可以说是不遗余力的。兹分述于下。

江南运河按其所经地形和水文条件，可分为北段、中段和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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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权载之文集》卷四七，《论江淮水灾》。

②《韩昌黎集》卷一九，《送陆歙州诗序》。

③《宋史·范相禹传》。



北段自镇江至望亭，地势自西北向东南倾斜，其中镇江至丹阳，地势最为高亢，多冈陇地区。运河水在这一段的流向亦以丹阳为分界。整个河段，一般汛期有江水内灌，以利舟航；冬春枯水时，长江水位低落，常患水量不足。为了节制水流，维持运道水深，以利转漕，历史上曾在这一河段的南北两端设堰(埭)闸，控制水量。堰闸的始创时期，文献记载不详，但镇江城南的丁卯埭，至迟在晋代已经设置。到宋淳化(990)以前，这一河段运河上已设有京口、吕城、奔牛、望亭等4堰，分级蓄水，维持通航。这些堰闸，唐宋以来，各代均有兴修，或改堰为闸，或废闸复堰，至清末才逐渐毁坏。上述堰闸中，特别由于镇江附近长江主泓道的变迁，运河人江口门经常受到江潮挟带泥沙淤塞的威胁，因此运河的入江口门不得不经常变动。在历史上，镇江附近运河入江口共开凿有5个，即丹徒口、谏壁口、甘露口、小京口和大京口①。隋代以前，运河的入江口在丹徒，对面滨江的为今扬州扬子桥，江面阔40里。后来由于扬子桥以南的江面积沙为洲，因其形状如瓜，称为瓜洲。唐开元以后，沙洲面积日广，民居其上，渐为大江南北交通襟喉，这时江面已束狭为20余里。开元二十五年(737)时，齐瀚迁润州刺史，以“州北隔江，舟行绕瓜步，回远六十里，多风涛”②，便奏请于京口埭下直趋渡江20里，开伊娄河于扬州南瓜洲浦，长25里，即达扬子镇，并立伊娄埭，官收其入，亦曰伊娄堰。说明开元后因扬州一侧江滨沙洲的淤积，并与北岸连成一体，为减少漕船在江中迂回航行的风涛之险，运河在镇江的入江口门已从丹徒口移至京口埭下。宋时，瓜洲渡口江面犹18里。清道光初年(1820年前后)，江宽仅七八里，当时江岸直逼镇江蒜山、北固山、象山脚下，金山、焦山均为江中孤岛。但随着长江主泓道的逐渐北徙，明末清初，瓜洲一带江岸已开始受冲。据《瓜洲续志》记载，到道光十年(1830)以后，瓜洲城“逐年愈坍愈甚”，至光绪元年(1875)瓜洲全城沦人大江，居民移居旧城以北的四里埠，这就是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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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参阅南京师院地理系《江苏城市历史地理》。

②武同举：《江苏水利全书》江南运河。



的瓜洲镇。在此期间，镇江一侧江岸却日益淤积，征润洲东延，金山原在京口西北江心，至同治八年(1869)，“涨沙直连南岸，山南竟不通舟楫”①。清末以来，金山沙涂继续向东、向北淤涨，致使大京口和甘露口先后于20世纪30年代淤平，填筑成街道，小京口虽未完全淤平，但已不能正常通航。今日征润州的北端已伸展到过去北岸瓜洲旧城，其东端形成的征润新滩，已达焦山以东江面，逼近丹徒口外。因而今江南运河不得不改从谏壁镇新运口入江，丹徒口仅能通过一般小型船队。

对这一段运河经营的另一个突出问题，是维持对练湖的疏浚。由于镇丹运河段地势高昂，河谷浅狭，给航运带来一定困难。孙吴末年，曾对这段运河进行过修治，但终因“杜野(属丹徒)、小辛(属曲阿)间皆斩绝陵垄，功力艰辛”②，未能奏效。西晋惠帝时，陈敏据江东，令弟诣遏马林溪，受高骊、长山84派之水，汇聚成湖，史称练湖，又称曲阿后湖，周40里，其功能主要为蓄水济运。后晋陵内史张闽在东晋大兴初所立曲阿新丰塘，与练湖地理相接，又灌田800余顷。这样才使该段运河有了一个蓄水库，所谓“泄湖水一寸，则为河一尺矣”③，既有利于航运的畅通，亦有利于灌溉农田。

然而，至唐代宗广德、永泰中(763—766)，由于沿湖强家筑堤，横截14里，取湖地作田，致使湖面日窄，无处贮水，秋夏雨多，丹阳、延陵、金坛等县良田八九千顷，常被淹没；稍遇亢阳，近湖田苗无水灌溉。唐东都河南江淮等道转运使刘晏、润州刺史韦损重开丹阳之练湖，作斗门，以通灌溉，“自是河漕不涸”④。五代时，由于经过唐末兵乱之后，练湖斗门圮废，南唐升元元年(937)，知丹阳县吕延桢又浚练湖，作斗门，以通灌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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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光绪丹徒县志》卷一三，《川》。

②《太平御览·吴志》。

③《宋史·河渠七》。

④《新唐书》卷五三，《食货志》。



两宋时期，尤其是南宋，对练湖的疏浚更为频繁。如绍圣中(1094—1097)，丹阳县令苏京募民重浚练湖，易置斗门十数。绍兴七年(1137)，两浙转运使向子諲言：“镇江府吕城、夹冈，形势高仰，因春夏不雨，官漕艰勤。……今堤岸弛禁，致有侵佃冒决，故湖水不能潴蓄，舟楫不通，公私告病。……臣已令丹阳知县朱穆等增置二斗门、一*[石+达]，及修补堤防，尽复旧迹，庶为永久之得。”①乾道七年，以臣僚言“兵变以后，(练湖)多废不治，堤岸圮阙，不能贮水；强家因而专利，耕以为田，遂致淤淀”，诏两浙漕臣沈度专一措置修筑②。淳佑初(1241)知镇江府何元寿修复练湖，增高函币达，又浚故渠，起闸之废在京口者四、吕城者三，费逾90余万缗。景定三年(1262)知丹阳县赵必杕修筑练湖岸埂斗门石磁。

唐宋以来，虽历届政府为确保漕运，屡下禁令不许占湖为田，但地方豪强依旧侵耕不止，至清顺治九年(1652)“侵佃多至九千余亩”③，几占全湖面积14000余亩的五分之三。因此巡按监察御史秦世桢疾呼“当革侵佃之田仍为湖，修筑埂闸涵洞，复其旧，庶上可济运通漕，下可灌田救旱，此真东南第一水利”④。以后随着近代铁路交通的发展，漕运废除，运河运输渐渐失去重要地位，1927年遂于练湖北部开中心河一道，引上源诸溪自张官渡直接入运，练湖全被辟为农田。现今这里的国营练湖农场，是江苏省水稻机械化农场之一，现有耕地21000亩，仅存的练湖400亩水面已辟为精养鱼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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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②《宋史·河渠七》。

③④唐绍垚：《江南运河年鉴》载秦世桢疏。



江南运河北段，除了不断疏浚练湖以外，唐元和八年(813)常州刺史孟简还重开古孟渎，使江南运河在常州附近北通长江，“长四十一里，灌溉沃壤四千余顷”①。它经过历代修浚，成为常州地区的重要运道之一。

江南运河的中段，从望亭至平望间，地夷而流缓。吴江平望、八坼问为运河全线最低一段，原为太湖泄水口段。唐代以前，现在的吴江县南北为太湖水体所占据，不仅不通陆路，船只往来亦因波涛汹涌常遭覆溺。唐元和五年(810)，苏州刺史王仲舒“堤松江为路”②，筑成了数十里今江南运河的西堤，称为吴江塘路。塘路解决了挽纤、驿运和航行的风涛之险，还对太湖地区的开发起了重要作用。同时在太湖的泄水口创建了著名的宝带桥。宝带桥又名长桥，53孔，为半圆形券式石拱桥，距苏州约3公里，在江南运河西侧澹台湖口，相传为刺史王仲舒捐宝带资助所建，又因此桥形若长带，故名宝带桥或长桥，主要用作运河纤道的宝带桥，桥面狭长而平坦，利于拉纤；同时为宣泄太湖等诸湖之水，中间3孔较高，便于过船，旁侧50孔较低，利于泄水。五代十国时，这里是吴越王钱镠的统治区域。钱镠为了保境安民，发展生产，于天宝八年(915)置都水营田使主水事，募卒为部，号撩浅军，治河筑堤，一路径下吴淞江，一路自急水港下淀水湖入海，既大力开浚了江南运河，又在太湖流域兴修了很多堰闸等水利工程。北宋庆历二年(1042)，苏州通判李禹卿又“堤太湖八十里，为渠，益漕运”③。这次修筑的长堤，于唐堤之东，成为运河的东堤。庆历八年(1048)，吴江知县李问、县尉王庭坚又在松江广阔的出水口段构筑木桥，长千余尺，名利往桥，又名垂虹桥。元泰定二年(1325)改建成石桥，由72个拱券形桥孔组成，长500余米，蜿蜒如龙，这就是吴江长桥的前身。现因年久失修，桥孔已大部塌陷。经过这几次修筑，把水波浩渺的太湖与湖东广大水乡隔开，使今苏州南至平望间的运河面貌基本定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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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唐书·孟简传》。

②武同举：《江苏水利全书》卷三一太湖流域引《同治苏州府志》、《乾隆吴江县志》。

③《行水金鉴》运河水苏州府注引《江南通志》。



江南运河南段，由杭州至嘉兴，地势由西南向东北倾斜。隋唐时期，其水源主要取决于杭州西湖，湖水不足，则引钱塘江潮水补给。因此，对西湖的疏浚，并使其保有充足的水量，这对保证江南运河南段的水源是十分重要的。唐大历年间(766—779)，李泌任杭州刺史，“始导西湖，作六井，民以足用”①。长庆二年(822)，著名诗人白居易出任杭州刺史，复浚西湖，引湖水北出杭州余杭门外，入于运河。五代梁开平四年(910)，吴越王钱镠在今杭州市候潮门外，始筑捍海塘。当时潮水昼夜冲激，钱谬采用夹板筑塘的方法，沿江100多里，均以巨木为棍柱，打下木桩六层，并在木桩中实以竹笼，竹笼中装满巨石，从而有效地阻挡了潮势，“既而潮避钱塘，东击西陵”，“堤岸既固，民居乃奠”。同时，钱镠“置撩湖兵士千人”②，专用于西湖的疏浚清淤。又在今杭州上塘河南口挖茅山河，直通钱塘江，在引潮水口建龙山、浙江两闸，以遏制咸潮的倒灌，既保证了运道的畅通，又防止了运道两岸农田的斥卤化。

北宋后期，龙山、浙江两闸相继崩废，“撩湖兵”又废除，“西湖日就堙塞，昔之水面，半为葑田”③。元佑中，杭州知州苏轼对西湖进行了大规模的疏浚。他撤废了湖中私围的葑田，“以新旧菱荡课利钱送钱唐县收掌，谓之开湖司公使库，以备逐年雇人开葑撩浅”④。并积葑草为堤，在湖中构筑了一条贯通南北的长堤，长5里余，夹道植柳，行人便之，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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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史·河渠六》。

②④《宋史·河渠七》。

③《东坡全集·申三省起请开六条状》。



长堤便是著名的“苏公堤”。与此同时，他又征用士兵及民工1000多人，开浚纵贯杭州南北的茆山、盐桥两运河，引湖水改由杭州涌金门东入城中盐桥河，又北出余杭门，东入上塘河；并置闸于茆山河，“每遇潮上，则暂闭此闸，候潮平水清复开”，阻遏了潮沙进入盐桥河，“自是公私舟船通利，三十年以来，开河未有若此深快者”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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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宋史·河渠七》。



南宋建都临安，杭州在150多年中作为南宋朝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城市建设有了迅速的发展。纵横交错的街道和河渠，构成了杭州城市的整个布局。在当时的御街以东，是南北纵横与御街平行的市河(又称小河)，市河以东，又有与之平行的盐桥运河(又称大河)。市河与盐桥运河在清河坊以南沟通，向南直达江干的钱塘江，向北直接与江南运河和太湖流域的河网相沟通。市河北段又通过众安桥与浣纱河相通，浣纱河又与西湖相连，引西湖水作为这些河渠的水源。为了保证城内河渠的畅通，南宋政府作了不懈的努力。如绍兴九年(1139)，“以张澄奏请，命临安府招置厢军兵士二百人，委钱唐县尉兼领其事，专一浚湖”。又绍兴十九年(1149)，“守臣汤鹏举，奏请重开”。又隆兴二年(1164)，守臣吴芾言：“城里运河，先已措置北梅家桥、仁和仓、斜桥三所作坝，取西湖六处水口，通流灌入。……今欲先于望仙桥城外保安闸两头作坝，却于竹车门河南开挖水道，车戽运水，引入保安门通流人城，遂自望仙桥以南开至都亭驿桥，可以通澈积水，以备缓急，计用工四万。”奏上从之。又乾道四年(1168)，守臣周淙出公帑钱招集游民开浚城内外河，疏通淤塞，人以治办称之。又淳熙二年(1175)，两浙漕臣赵磻老言：“临安府长安闸至许村巡检司一带，漕河浅涩，请出钱米，发两岸人户出力开浚。”又言：“欲于通江桥置板闸，遇城中河水浅涸，启板纳潮，继即下板，固护水势，不得通舟；若河水不乏，即收闸板，听舟楫往还为便。”又淳熙十四年(1187)七月不雨，臣僚言：“窃见奉口至北新桥三十六里，断港绝潢，莫此为甚。今宜开浚，使通客船，以平毂直。”奏上从之①。

从上所引可见江南运河由苏州、嘉兴西南来，直达杭州城内，兼通钱塘江，南宋为保持这条运道的畅通，作了很大努力，这也说明南宋以此运河为生命线，亦犹北宋之重视汴河也。

及元至正间(1341—1368)，由于杭州以南江岸继续向外淤涨，运河遂与钱塘江隔绝，上塘运河益加浅涸，重又对下塘运河进行修治②，“自五林港口开浚至北新桥，又直江涨桥，广二十余丈，遂成大河”③，从而形成现今杭州市内之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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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以上引文均见《宋史·河渠七》。

②江南运河至杭州拱宸桥后分二支：一支经宝庆桥至德胜坝；一支经大关桥、江涨桥、华光桥，也到德胜坝。过坝以后为上塘河，水位较高，最后通到城河。

③《光绪杭州府志》卷五三，《水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