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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主要谈一些理论课题，这些课题是我在看报刊文章过程中引发的一些思考。这些问题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重点学科要回答的问题，也是现实生活中全国人民都迫切关心的理论问题。

第一个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和发展的问题。薄一波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始于毛，成于邓”；一种观点认为是“源于毛，创于邓”；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是“创于毛，成于邓”。这些提法到底哪一个更合适？“始于毛，成于邓”，认为毛泽东是开始，邓小平是形成，以后是发展。“源于毛，创于邓”，认为毛泽东是源头，邓小平是创造。我赞成最后一种，应该承认毛泽东是创造，不能认为毛泽东只是一个源头。

与此相关的是飞跃和理论成果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实现了两个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三大理论成果。现在，有人认为科学发展观是又一个飞跃。我个人认为要慎言“飞跃”。此外，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是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关系，但是，是否每一个领导人的提法都要进党章，这也是一个值得考虑的现实问题。

第二个是关于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社会主义共性和个性的统一。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有人概括为传统老三条：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有人认为，老三条过时了。要用邓小平的五句话，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来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我认为，必须讲清楚马克思主义讲的社会主义的共性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有哪些基本的标准。但是，社会主义的共性是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现阶段的特征是什么，没有形成共识，而是各说各的。把共性和个性搞清楚，是这个学科面临的一个问题。

第三个是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实践中提出的最基本的理论问题，这些问题涉及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理论。比如，所有制理论问题，所有制理论在社会发展中是否具有决定意义。不求所有，只求所在，不管为谁所有，只要在中国的土地上就行，这种观点是否正确，值得学者研究。阶级斗争的问题。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许多讲话，包括《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都肯定了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定范围内还存在，社会中间还存在着两类矛盾。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也再三强调，阶级矛盾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江泽民在2001年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四个如何认识”的时候，提到“阶级分析方法和阶级斗争仍然是理解阶级社会的一把钥匙”。现在提出和谐社会之后，有学者认为，将要告别阶级和阶级斗争。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曾经讲过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那么，我们的私营企业中就只有一面性，有无两面性？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计划经济的问题。有人认为公有制是万恶之源，计划经济是万恶之源，现在动不动视体制为批判的靶子，把计划经济批得一无是处，这个问题值得学者思索。关于民主的问题。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我是赞成的。我们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要防止落入西方的圈套。不能将民主与普选制、多党制、议会制等同起来，不能以体制为名，贩卖西方政治理论，必须要划清社会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有一种观点值得注意，就是有人认为苏联体制的根本问题在于自上而下的委任制，苏联的演变正是这种委任制导致的，这种观点的潜台词就是我们今后不能搞委任制，而要效法西方的竞选制。

第四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当代世界的关系问题。当今时代的性质、特点。这个问题，过去毛泽东同志有说法，《莫斯科宣言》也有说法，不同的学者也有不同的看法。现在很多人根据邓小平的“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思想，就说是和平和发展的时代；根据江泽民讲的和平、发展、合作是主题，就说是和平、发展、合作的时代。也有人认为，尽管资本主义发生了很多变化，但帝国主义的本质没有变，当今时代还是处于大的过渡阶段，即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个时代究竟怎么定性？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现在，我们讲合作、双赢、和谐世界，因此，有人就认为，两种制度要趋同融合了。这几个概念一定要与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关系区别开来，我认为作为一个策略口号，在短期内可以，但作为一个战略目标而长期为之，不谈代替了，是不符合无产阶级政党的宗旨。如果今后没有替代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也就从根本上消失了，还讲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连原来的民族主义者也认为，代替另一种世界是可能的，搞社会主义就是另一种可能性。

第五个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民主社会主义的问题。谢韬认为，邓小平实行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新政策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政策，而胡锦涛新政伊始，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进宪法，标志着民主社会主义的开端。这是谢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曲解，必须划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界限，澄清是非。

以上这些问题必须讲清楚，决不能含糊，不能模棱两可，应该旗帜鲜明，立场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