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问世以来，世人大多对其评价甚高，然而对于小说中主要人物宋江的评论，却是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宋江是个混进农民队伍中的地主阶级代表人物，是孔孟之道的忠实信徒、农民革命的叛卖者、封建统治者的奴才和走狗。有人则认为：宋江虽然具有浓厚的封建阶级忠君思想，但他有积极反抗的一面，纵有严重的缺点和错误，仍不失为一个农民起义的领袖。另外还有投降主义论、农民起义蛀虫论等观点，各执一词，几百年来争论不休。

其实，上述观点都是片面的，不正确的。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应该全面的、辩证的看待和评价一个人物。那么，宋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据史料记载，宋江是一个真实的历史人物。《宋史：徽宗本记》中记载：“宣和三年（１１２２年），宋江犯淮阳，并占数处。”“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江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南宋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中有：“见《东都事略》中载《候蒙传》有一篇云：‘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明代郎瑛《七修类稿》中也载有：“史称宋江三十六横行齐魏，官军莫抗。”从这可以看出，宋江确是北宋末年的农民起义领袖，最后也的确是被招降的。与历史不同的是，小说中的宋江则是作者在历史原型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人物。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创作出来的宋江，既同情人民，憎恨贪官，不满封建统治，对梁山农民革命运动做出了贡献，又有浓厚的封建正统观念和忠君思想，对封建统治者妥协，使农民起义军发生变质，最后投降。所以说，宋江应该是个既积极又消极、既斗争又妥协，思想性格充满矛盾的人物形象。

之所以说其积极，是因为宋江对朋友讲义气，对人民的疾苦表现得十分同情，憎恨贪官污吏。“平生只好结识江湖好汉，但有人来投奔，若高若低无有不纳，便留在庄上馆谷，终日追陪，并无厌倦。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得是挥金似土。人问他求钱物，亦不推托；且好作方便，每每排难解纷，只是周全人性命。时常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周人之急，扶人之困。”由于宋江只是郓城县的一个押司，地位比较低下，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加之贪官污吏屡屡迫害，功名欲望不能实现，就使他和当权的统治阶级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使他有机会接近下层劳动人民，接受他们的革命思想，更增加了他对封建统治的强烈不满，也对起义的英雄十分同情。晁盖等人智取生辰纲事发，他不愿见到晁盖等人受到官府的迫害，“担着血海也似的干系”，稳住来人，与晁盖报信，促成其入梁山起义。当他的报负难以施展，又表现出了对统治阶级的反抗意识，这一点从其浔阳楼上的题诗便可得知：“自幼曾攻经史，长成亦有权谋。恰如猛虎如山丘，潜伏爪牙忍受。不幸刺纹双颊，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报冤仇，血染浔阳江口。”在这里，把他的怀才不遇，又遭人陷害，从而对统治阶级的不满一并迸发出来。上梁山后，他采取积极的措施，分化敌人，扩大了水浒义军，使梁山出现了四方豪杰望风而来的局面，也使分散在各地的农民起义队伍汇聚到一起，形成了反对统治阶级、打击封建地主势力的强大力量。特别是晁盖牺牲后，宋江采取了散粮济民，招贤纳士等不少有利措施，博得了人民的拥护和江湖英雄们的称赞，一时间“人心皆仰，四方来投”。另外，宋江在起义军内部团结上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对梁山好汉“不分上下，一律兄弟相称，”作战缴获的东西也是合理分配，赏罚分明，这为全军上下团结一致反抗统治阶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而宋江的军事指挥才能在他亲自指挥的战役中也充分表现出来。三打祝家庄、大破连环马、夜攻曾头市、智取大名府，就连朝廷也奈何他不得。童贯攻打梁山 “只两阵，人马易辟，片甲只骑无还”，就是大权在握、势倾朝野的高俅也不是对手，三次败在宋江为首的梁山众将的手下，“废了无数钱粮，陷害了许多兵船，折了若干军马，自己也被活捉上山”，沉重地打击了封建阶级的反动统治，对农民革命运动做出了贡献。因此，具有一定组织才能和领导才能的宋江，受到了梁山英雄的拥戴。

由此看来，宋江在当时是作为起义农民的代表出现在政治舞台上，集中了集体的智慧和才能，使农民起义军呈现出蒸蒸日上的势头，这是与宋江矛盾性格中反封建、反贪官，革命而积极的一面是分不开的。

之所以说其消极，是因为宋江在一开始就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是由于他出身于地主家庭，自小又学习孔孟之道，在他的思想中始终有着浓厚的封建正统观念和忠君思想，对于皇帝和封建秩序始终抱有幻想，认为政治的黑暗乃是奸臣闭塞的结果。从第十八回宋江一出场，骨子里就一直带有忠于君主的思想。虽然“担着血海也似的干系”，放走了晁盖，但并不想与其长相瓜葛。如刘唐前来赠金时，不敢收留，立刻打发刘唐“连夜便去”，“再不可来”，一心想置身事外，以免受到牵连。听说晁盖等人伤了何涛，上了梁山，又活捉了黄安，更以为“不想做下这般大事”，“如此之罪，是灭九族的勾当”，“于法度上却饶不得”。在杀惜之后，临离家时又发出了“天可怜见，如遇宽恩大赦，那时回来”的感慨。因为他宣扬天命和忠君，是儒家思想的忠实信徒，封建统治者的卫道士，对于封建法度，孔孟之道，素来奉若神明。在他受官府迫害时，却不敢也不愿反抗，宁愿忍辱受苦也不造反干“灭九族的勾当”，又说“此是国家法度，如何敢擅动”，晁盖等人再三劝说挽留，他还是不肯加入农民革命的行列，以免“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之人”。正因为宋江孜孜以求升官晋爵，醉心于做封建王朝的“忠臣”，一心想的是忠君招安，封妻荫子，边廷建功，青史留名。因此，在武松要去二龙山落草时，他劝武松把二龙山当作过路客店，“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然后再从此出发，最后达到“封妻荫子，青史留名”的目的。而反诗所发泄的不满也决不是对宋王朝的不满，只是在地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中失意时的牢骚。宋江上梁山是因为他在没有任何退路，而且是屠刀放在脖子上的生死关头，被梁山兄弟从血泊中救出性命，尔后不得不上梁山的。因此，和其他许多英雄的逼上梁山有所不同，宋江缺少李逵、武松等人那种反抗的主动性。他是带着固有地主阶级的种种偏见，带着孔孟之道，尤其是背着孔孟之道的忠君和造反有罪两个沉重的思想包袱登上梁山的。所以，自始至终，宋江的言谈举止中便带有明显的受招安、事皇帝、做忠臣的意图。即便在梁山起义军和封建王朝斗争最激烈的时候，他也经常想着投降。菊花会上宋江宣称： “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纵然惹得武松心冷、李逵大闹，众好汉十分不满，尚为自己开脱：“我主张招安，要改邪归正，为国家臣子”，“同心报国，竭力施功。有何不美？”在把反对意见用兄弟之情压下去之后，他一边不得不抗拒官军的镇压，一边却竭力向起义队伍灌输忠君思想，改变斗争的大方向，用他的话说就是：“今皇上至圣至明，只被奸臣闭塞，暂时昏昧，有日云开见日，知我等替天行道，不扰良民，赦罪招安，青史留名，岂不美哉？”于是便与朝廷勾勾搭搭，寻找机会投降，借元宵节观灯机会来找皇帝宠妓李师师走“后门”，“把心腹衷曲之事告诉”，希望能“讨一道招安赦书”。在两胜童贯、三败高俅之后，见通过高俅不能达到目的，又派燕青去东京贿赂李师师面见徽宗，再请宿太尉从中斡旋，经过一翻紧锣密鼓的活动，终于得到了朝廷的招安。在皇帝用武力镇压不遂而以高官厚禄诱惑时，拱手出卖了农民起义事业，迫使这次轰轰烈烈的起义失败。

宋江的矛盾性格，在小说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既和梁山的弟兄“竭力同心，共聚大义”，这与梁山好汉们的政治主张是相同的，又一腔忠义，与农民起义的路线背道而驰，走招安投降主义路线，在思想性格上走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极端。也正因为他的矛盾性格，使梁山由弱变强，又由强变弱，从反抗朝廷事业如日中天到受招安投降，被朝廷利用“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鲁迅《流氓的变迁》）。以至于一片繁荣的起义军迅速衰弱下去，好汉们走的走、亡的亡，最后只得“二十七人还朝”，一片凄凉。

那么，宋江为什么会具有这样一种矛盾性格呢？主要是有以下这么几个原因：

首先，宋江的矛盾性格是他生活的时代所造成的。宋江生活在北宋末年，朝廷腐败，徽宗皇帝只晓得风花雪月，虽然颇有才学，一笔瘦金体书法自成一家，但在治理国家上却是个糊涂蛋，与历代的昏君一样，信任奸臣。故此朝堂之上有蔡京、童贯、杨戬、高俅四大奸臣把持朝纲，百姓生活困苦、民不聊生。致使义旗四起、反声遍地。宋江本人，职位卑微，无势无权，接近的是平民百姓，结交的是江湖好汉，听到的是人民呼声，看到的是统治腐朽。所以他接受了当时劳动人民在倍受压迫的情况下起来反抗残酷统治的进步思想，同时也对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民和被迫造反的义军十分同情、十分支持。但也正是这个历史时期，几千年来封建社会“入仕则贵”的思想深入人心。上到达官贵人，下到平民百姓都深深懂得这个道理，宋江也毫不例外。入仕的观念，在他脑中打着很深的烙印，所以宋江对升官晋爵、封妻荫子有着极其强烈的渴望。虽然他同情和支持晁盖为首的农民起义军，但是深受“仕途”正统观念影响的宋江却不愿与之为伍，生怕受到牵连。所以他站在中立的立场上，既反贪官污吏，又不想真正推翻封建统治，一心想做官来让“云开见日”，有着矛盾的思想性格。

其次，宋江的矛盾性格是他所受的教育所造成的。由于宋江接受的是正统的儒家思想教育，学的是孔孟之道，在行事上必是以“忠”、“孝”为先，时时想着忠于君主，处处都要“不违父教”，在他的心里，皇权是至高无上的，反皇帝无疑是大逆不道“诛九族的勾当”，是无论如何不能的，甚至于“宁可朝廷负我，我心不负朝廷”，一片愚忠。另外，宋江也受到了“仁义”的深刻影响。对梁山泊弟兄都是以义气相待，一身的江湖气。他之所以上梁山也是因为众英雄在屠刀下救了他的性命，为讲“义”字，做了起义首领。虽然不忘忠君报国，但也为梁山事业的发展壮大做了贡献。也是为了“义”字，骨子里不愿造反的宋江一心想为众家兄弟找个归宿，三番五次与朝廷妥协，投降招安。对于两种对立思想矛盾地交织在一起的宋江来说，这既可以圆他的忠君梦，又可以给众人安排了一条可“封妻荫子”的明路，两全其美。殊不知这正是武松、李逵等人最不愿意看到的。处在矛盾中的宋江，虽然以义气挽留了众人，但已失了人心。受招安后的结局，却恰恰不是宋江所幻想的封妻荫子，荣华富贵，而是被歧视、被利用、被迫害的局面，以至于公孙胜、李俊等人出走，武松、鲁智深出家，造成一个悲剧结局。

第三，宋江的矛盾性格是他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造成的。宋江是作者创作出来的集历代起义农民的鲜明特点于一身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形象。在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农民阶级除了深受忠君思想的毒害之外，还因为当时生产规模的狭小与分散，限制了他们的思想和眼界，因此他们对社会历史的了解，就常常带有当时历史条件下难以克服的片面性，在政治上也就难免受到剥削阶级的蒙蔽与欺骗。在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新的意识形态产生之前，这种君主制度，忠君思想总是盘踞在人们的头脑中，相当根深蒂固。作为农民起义代表人物的宋江，虽然有反抗、斗争的强烈意识，但归根结底不可能从根本上摆脱这种思想的束缚。面对官逼民反的现实，他痛恨昏君奸臣、贪官污吏，同情被逼上梁山的人民群众，但又设想不出别的出路，因此只能寄幻想于“圣君贤相”，是一种既积极反抗又消极等待的矛盾思想。正因为宋江本身存在着阶级局限性和历史局限性，所以，在他率领梁山义军反抗的斗争中，他头脑中的忠君观念必然肯定招安道路。思想上的阶级调和，必然导致政治上的投降，这种思想显然对统治阶级根本利益有利。因此，梁山义军被统治阶级利用，导致最后的衰亡。

综上所述，宋江是一个具有双重性格、双重思想的矛盾性人物，他在世界观上的两面性，决定了其本人性格和思想上的矛盾性。小说的悲剧结局正是对宋江这种矛盾性格的批判和讽刺。而造成其矛盾性格的原因既有时代的影响，又有教育的束缚，还有阶级与历史的局限。可以说，宋江这个人物形象的形成，有他一定的社会根源，阶级根源的思想根源，也有他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作者正是利用宋江来反映过去农民起义的一种客观的现实情况。